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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蟬做為社會最低階層的歌伎、女樂，固有其職業性表演的一面，其被“訓習歌舞”，也是為有朝一日的這一幕做準備的。但是，這些情況，與此場景的實際氣氯相比，是不能讓人信服的。然而，要是我們從更大的意義上講，也就是其行為的目的，被解釋為是為救國於難，而不惜捨身取義的話，同樣帶有相當程度上的概念化趨向。

在此，也許只有對貂蟬形象的個性化認識為出發點，才能對此有接近於真的認識。

也就是說，只有將貂蟬的行為與她個人存在的社會性相聯絡——以其表現，必然出自於其“身份”被同樣假設發生了變化，使之與此重大行為相適應，而這種身份變化的暫時性假設所解除的，恰恰正是那種原的，來自於政治統治對女性精神，甚至是身體和性的壓迫，但同樣重要的是，這種“解除”，只有政治出自於自身的需要而“同意”，才能做到。

這個說法，我們可與前面的所說相聯絡，是會有所理解的——

在那個時刻的貂蟬是“自由的”，因而是“自為”的。

她同此而被喚醒了自我，恰如“驚鳴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的一隻暫時獲得自由的小鳥，雖然只能在“畫堂”中飛，卻也有“一片行雲”那樣的輕盈和自在，這種需要與其身份後處環境相比較後，才能體會到的感受，是其“精神”使有關於美的觀念，從詩的內在性的描繪中被釋放出來，成為生動的可感受在外在之具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五節 愛的缺失與審美中的情感作用：貂蟬形象的隱喻。

【貂蟬與呂布的關係，似乎與政治已脫離了干係】

在有關貂蟬的身世及結局中的歷史資料中，其與呂布本為夫妻的說法，具有相當的數量。

直接來源是《三國志·蜀書·關羽記》中注《蜀記》，關羽向曹操多次“乞娶”呂布部將秦宜祿之妻杜氏，被曹操搶先佔有。有明代人胡應麟，讀書不細，誤認為關羽欲取呂布之妻，還有唐代著名“鬼才”詩人李賀《呂將軍歌》“溘溘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旗下。”有人便認此於獵獵風中火紅之旗下，隨呂布上陣的“傅粉女郎”，便是貂蟬。

而《後漢書·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兵都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布不知反為難，直牽婦，科頭，袒衣，將相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

又裁：“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曹操）糧道，布妻謂：‘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可見呂布臨陣，確有妻妾相隨，此為貂蟬形象的之影子。

《三國演義》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曹操攻下邳，呂布欲斷其後路，留陳宮、高順守城，其“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嚴氏之“泣曰”，如同前段所引《英雄後記》中的記載，讓“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身自出。’”

貂蟬這樣說，含意不明，其與呂布的關係中，似乎表現出與政治已脫離了干係，正因為如此，才有在此之後的許多說法。

【以此表明貂蟬的平民身份】

呂布此時又是因為女人，聽從了婦人之言，而誤了卿卿性命——

出不了城，呂布向袁術求救，袁術卻因曾經的雙方子女婚姻問題，怪呂布“賴我婚姻”，即以呂布未將其女嫁於其子為借囗，不願出兵相救，呂布冒險出城，“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提戟上馬。”欲衝出重圍，卻未獲成功。

元雜劇《連環計》中，王允路遇收留貂蟬，其喚王允為爹，卻不能將自己有丈夫事情告知，她和呂布由於黃巾之亂務離，三年後發現呂布正在京師，她“在後花園中燒炷香，對天禱告，願俺夫妻們早早的完聚咱。”（《連環計》第二折），呂布則在明知道貂蟬“原來在老宰輔處，”而發誓“要殺了那老賊（董卓），奪回貂蟬，才稱俺平生之願。”

還有就是元代《三國志平話》，主要以長篇歷史故事為內容，其刊刻年代，為至治年間（公元1321～1323年），其中有貂蟬自述：“賊妾本姓任，小字貂蟬，家長（丈夫）是呂布，自臨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見面。”以及與此內容相近似的元雜劇《奪戟》雲：貂蟬小字紅昌，原為布配，以離亂入宮，掌貂蟬冠，故名；後作為王司徒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