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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他提議“消滅”關於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話，因為莫雷爾在1940年以“患者Ａ”送交實驗室做血液檢測，其結果是陰性反應。但是歐文此說太過輕率。梅毒學的教科書警告說，不要被不正確的血液檢測誤導。斯托克斯寫道：“患者可能經瓦色爾曼檢測多年來都是陰性反應，結果還是死於梅毒。”＇87＇尤其是晚期、熱療與區域性治療的病例。他引證許多研究：後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現錯誤的陰性反應。有個研究和希特勒有關，特別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奧診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爾曼檢測是陰性的。這群患者有個共同的後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腸胃痛。1936年，合作臨床小組發現，患者以前接受過治療的話，只有52％會出現瓦色爾曼陽性反應。瓦色爾曼血液檢測只有在感染初期，傷口充滿螺旋體的短暫時間內才會接近百分之百準確。希特勒感染已經30年後才做瓦色爾曼檢測，其間有許多機會接受治療。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設計人質疑使用瓦色爾曼檢測法來篩選實驗物件，因為他們預估有25％的患者會出現錯誤的陰性反應，即使這些患者是年輕人而且大都沒有接受過治療。希士頓夫婦甚至傾向於認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爾曼陰性反應並不排除以前感染過，而且梅毒在當時無法治癒，以前感染過就表示持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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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16）

瓦色爾曼陰性反應被認為是鐵證，一直被用來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線索：否定維也納妓女事件，認為克斯滕與希姆萊的對話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澤瓦爾克從來沒被診斷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從來沒有為他治療過梅毒。

歐文又說：“從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從來沒有得過梅毒。”＇88＇但是，尿液分析不適用於診斷梅毒。許多傳記作家與醫學作家因為錯誤的梅毒檢測，沒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戰最後幾年，因為第三期梅毒的連續摧殘，無論生理或心理都已經頹敗不堪。歐文很樂觀地認為，他出版莫雷爾日記之後，“全世界最有名的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醫療經過就完整無缺了。”＇89＇

血液檢測並不是絕對的證據。即使結果是陽性反應，希特勒和莫雷爾也不可能說實話。如果他們要掩蓋梅毒快速進展的事實，那麼我們甚至不能相信“患者Ａ”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樣本。也許“患者Ａ”與他的私人醫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飾秘密。

埃恩·科蕭發現，雖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只有少數是“完整的嚴肅學術性傳記”。＇90＇而這些嚴肅的學術傳記的作者中只有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考慮到梅毒，在1953年的傳記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漢夫施滕格爾的評論，但說這是傳言而非第一手資料。布洛克寫道：“例如，根據報告，普希一再說希特勒年輕時在維也納感染梅毒。這可能是惡意的謠言，但不只一位醫學專家暗示，希特勒後來的症候，無論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狀，因此這個說法很值得參考。不過，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醫學報告出現，否則這還是未定之論。”＇91＇布洛克的結論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認為身心失調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設的希特勒醫療報告，其實曾經存在，至少是以暗語在莫雷爾的報告中寫出，戰爭末期由一名德國軍官拿去掩埋。1959年這些檔案被發現，送到美國華盛頓的國家檔案處製作成微縮膠片，希士頓使用這些膠片（T253，reels　34…45），作為他們寫作《希特勒的醫學個案》（Medical　Casebook　of　Adolf　Hitler）的主要資料來源。四年後，歐文編輯莫雷爾的日記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爾資料——這些資料“意外地”於1981年出現在國家檔案（T253；　reel　62）中。

希士頓是精神病學的教授，他專門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狀況，認為希特勒有濫用安非他命的跡象。施佩爾為希士頓夫婦的著作所寫的序言，也同意說：“我寫了幾百頁對希特勒的長期觀察，以及我做為他親密夥伴的經驗。關於他個性的改變，頗符合希士頓夫婦的研究結果。”＇92＇

希士頓夫婦指出，希姆萊在1937年的紀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樞神經系統的梅毒：“希姆萊：‘神經性梅毒的跡象。’來自克斯滕的回憶錄。”他們發現：“梅毒的症狀千變萬化，善於模仿其他疾病。”＇93＇但是，他們基於兩個理由認為沒有必要深入探討梅毒的可能性。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