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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說。
“為什麼說‘遺憾’呢?”我驚詫地問道。
“因為身份證總是有些毛病的好。”她撅著嘴說,“冒充別人的人常常把身份證弄得毫無破綻。”
我們都沉默了一會兒。
“也許他是德國人暗地派來的吧?”她推測說,“不過,俄國的游擊隊員也會幹得這樣巧妙的。甚至也可能是您自己給他提供了藏身之處呢。”她眯起了她那雙詭 的眼睛。“阿弗古斯特,您要注意,別企圖耍兩面把戲,”她警告我說,“第二次我可就不能失算了。”
“您那種職業性的疑心病可太重了。”我很放肆地說,“我在一切方面都聽您的話,至於汽車司機,叫我看,那他也不過就是一個汽車司機罷了。”
“他在這裡嗎?”揚柯夫斯卡亞問道。
我按了一下鈴,喚來了馬爾塔。
“如果維克多爾在家,請叫他來一趟。”我說。
熱列茲諾夫馬上就到餐廳來了。他表現得鎮靜,有禮貌,顯出無拘無束的樣子。
揚柯夫斯卡亞把熱列茲諾夫審視了好長好長時間,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急躁的樣子。
“您真正姓什麼?”她突然問道。
“恰魯申。”熱列茲諾夫不動聲色地回答道。
“您是從哪兒來到這裡的?”
“從塔林。”他仍舊不動聲色地回答說。
他講的是俄語,但卻有些外國味兒:他真有演員的本領。
“我不喜歡您的身份證。”她說。
熱列茲諾夫只是聳了聳肩。
她把他放了。
“我也不喜歡他本人。”當熱列茲諾夫出去以後,她說,“偽君子都善於引人同情。”
她走了,兩天沒有露面,她對我所表現出來的獨立性不滿了,並且打算讓我懂得這一點。
十六號的白天,有一個蓋世太保的衛隊長來找我。
“長官先生讓我提醒您,他今天晚上在家裡等著您。”這位使者文雅有禮地通知我說。
我馬上拿過來電話簿,用半個鐘頭的時間就把已故的布萊克所有的女同事的名字都給愛丁格爾抄下來了。
晚上,熱列茲諾夫把我送到了愛丁格爾的家。
蓋世太保頭子佔有一座很寬敞的私邸。
有一個黨衛軍分子在門口站崗,給我開門的也是個黨衛軍分子。
愛丁格爾親自出來接我,並把我帶進了客廳。
房間裡擺滿了傢俱,使得那麼寬敞的房間都顯得非常狹窄。這裡有大桌和小桌,有書架子,有各式各樣的貴重食器架和小架子,有椅子、安樂椅、軟椅,到處都擺滿了種種的食器,有上等玻璃的器皿,也有瓷器,有花瓶,也有小雕像。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在里加這裡竊取的,或者用德國人自己的話說,是徵集來的。
用紅色和棕色平繡的舊式粗體字母編成了有教訓性的詞句,裝飾著沙發、牆和書架子:“全系自己的勞動獲得一切的人,必有好房子住”,“不忘勞動的人,上帝永遠嘉獎”,“如果妻子忠實,她睡得一定安詳”……
在沙發上坐著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我見過,她正是和愛丁格爾一起到格列涅爾教授家去過的那個女人。她那肥大的背正擋著一句那種刺繡的格言。
愛丁格爾把我領到了這個女人跟前。
“羅塔,讓我給你介紹……”他考慮了一霎那,“姑且稱為阿弗古斯特·貝爾金先生吧。大概你記得,他常到格列涅爾博士家裡去。”
她很客氣地同我問候一番,然後就把她那晦暗的目光集中列擺在人工壁爐前面的小圓桌上了—一那個壁爐顯然也是從別的地方搬到這裡來的。
小菜上已經擺好了喝咖啡用的東西。桌上擺著一些喝咖啡的小碗,單腿的小懷子,櫻桃甜酒,餅乾和鬆糕。桌前有幾個繡著金絲線的軟墊矮凳。一盞罩著灰褐色燈傘——燈傘上面畫著模模糊糊淺藍色的圖案——的大臺燈,把小桌和軟椅照得通亮。
“請貝爾金先生喝一杯咖啡吧。”愛丁格爾向他的妻子吩咐說。
她惶惑地笑了笑:“貝爾金先生……”
我們坐到了桌前,給我開了大門並在這裡做侍女工作的那個黨衛軍分子端來了冒著熱氣的咖啡壺,愛丁格爾太太往每個杯子裡倒了咖啡,而主人又親自給我和他自己斟了一些甜酒。
“請吧!”
愛丁格爾寬厚地瞧了一眼妻子:“羅塔,你怎麼不誇耀一番呢?”他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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