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頁)

結、抗戰、進步的總方針，而且對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知識分子等方面規定出具體政策，為邊區人民勾畫出一個美好的建設藍圖。 這個《綱領》中，值得重視的是政權建設方面規定貫徹“三三制”原則。“三三制”原則：本黨願與各黨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三三制”的原則，毛澤東在1940年就已經提出，*中央專門發了黨內指示，但是這樣地以“法”的形式將它確定下來，還是第一次。關於什麼是新*主義社會，毛澤東在同時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確地寫道：“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裡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因此，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政權，便是新*主義社會的主要標誌。” 對各項政策的規定，毛澤東都考慮得很仔細，很慎重。他對《綱領》進行修改時，關於改進司法制度、厲行廉潔政治、減租減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調節勞資關係、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推行消滅文盲政策等條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關於厲行廉潔政策這一條，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強調“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汙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提出“實行俸以養廉原則。” 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政策？毛澤東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是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強調：“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合作的義務，而非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 延安的政權，不知道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關心過沒有，也不知道蔣介石聽沒聽到毛澤東的聲音？毛澤東的見解蔣介石有何看法？總而言之，在當時國民政府的*已令人髮指，不可與邊區政府相提並論。 延安的寶塔象徵著一個冉冉升起的燈塔，照亮了在黑暗裡行走的中國人。　。　想看書來

抗戰果實

第二十三章抗戰果實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不必爭執，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 讓羅斯福總統、馬歇爾將軍以及美國在二戰時的其他領導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蔣介石對消滅日本人反倒不如他們感興趣。在一段時間裡，羅斯福覺得他和蔣介石委員長的對話簡直象“對牛彈琴”。 蔣介石說：“就我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國家的統一。我肯定你們美國人總有一天會打日本，也許要我動用保留在西北對付共產黨的軍隊幫助，也許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讓毛澤東把他的宣傳擴充套件到整個中國，我們就是在冒險，我們將一無所獲，你們美國人也一樣。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毛澤東的背後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學說，並且後面還有俄國。” 在1938年底之後五年半的時間裡，日本人沒有怎麼去碰中央軍，也沒有發動新的重大的進攻。而蔣介石這一邊則十分滿足於坐等觀望事態的發展。他的那些訓練和裝備得最好的精銳部隊，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戰線上對付共產黨的軍隊。 的確，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早期階段，中國的中央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而這時的美國人還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處在中立的狀態之中。但是，中國目前已捲入了一場將更廣泛的戰爭，羅斯福將怎樣理解中國政府那種消極被動的做法呢，美國人支援這樣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政府，並予以物質上的援助，這樣做對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那些淳樸高尚而只是名為“共產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會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儘管時局仍舊籠罩著一片烏雲，但誰都看得出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到來已經為期不遠了。毛澤東一直堅信：“決定中國事情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他密切注視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具體指導各敵佔區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準備奪取抗戰最後勝利。 毛澤東預先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