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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喪失性感。我們最為熟悉的那些做妻子的女人有尼克爾（Nicole）、萊絲（Laci），當然，還有黛安娜。澳大利亞社會學家蘇珊·莫薩特（Suan　Maushart）2001年出版了《妻子工作》（Wifework：What　Marriage　Really　Means　for　Women），在這本書中她分析了妻子這一角色，書中她這樣寫到：“成為妻子會侵害你的精神，讓你的閒暇時間減少，戕害你的力比多（libido），增加你的身體受到攻擊的機率，甚至你的家有可能成為你被謀殺之地。”她說：“越來越多的女人選擇獨身生活，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仔細閱讀這樣一個嚴肅的控告，我們會理所當然地以為莫薩特會像害怕沙氏門菌中毒那樣逃避婚姻。但事實恰恰相反。她結了兩次婚，離了兩次婚，而且宣稱婚姻制度對撫養孩子是最有利的條件。 在流行文化中，妻子是一個時常受到譏諷和嘲笑的術語。在2001年上映的電視節目《威爾與格瑞斯》（Will　&　Grace）的一系列情節中，威爾，這個男同性戀者，是劇中最主要的角色，他對他最好的女性朋友格瑞斯說：“不要做妻子”。格瑞斯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她說：“這是你對我講過的最為下流的話”。尼爾森指數排名第一的家庭電視連續劇《人人都愛雷蒙德》（Everybody　Loves　Raymond）也在一個小段中表達了類似的意思：雷蒙德在批評了妻子的廚藝之後試圖安慰她，當他說“你是一個好妻子”時，她盯著他勃然大怒：“不準這樣說我，永遠都不準。”一陣鬨笑聲隨之而來。 與傳統的好妻子有關的那些特性，諸如奴性、服從、自我犧牲，乃至不無輕蔑的“擦鞋墊”，已經與獨立自主、自我實現以及被文化所讚美的抱負等種種特性非常不協調。成功的單身女人嘲弄妻子這一角色。“當我做伊麗莎白·赫爾利做夠了時，我才會想去結婚生子”。這位女演員2000年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這樣宣稱。然而在她兒子兩歲的時候，她依然還是伊麗莎白·赫爾利（Elizabeth　Hurley），儘管她沒有丈夫或是男性伴侶。 女演員勞拉·弗林·博伊爾（Lara　Flynn　Boyle）在2001年接受《名利場》採訪時，被人問到她是否是塊“做妻子的材料”，她引用了流行於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說法來回答了這個問題。她說：“我很想有一個妻子，誰會不想呢？想想就明白，一個妻子似乎可以解決所有一切問題。看看我們周圍的那些女士吧！一個妻子是一個同居者，她打掃房間、洗衣服，沒有什麼歡樂。聽起來很偉大，是不是？” 我們只需要看一下在20世紀90年代佔據主導地位的兩種文化影響力：企業家瑪莎·斯圖爾特（Martha　Stewart）和媒體明星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這兩個女人如此有名以至於我們一般只是稱呼她們的名字：瑪莎和奧普拉。透過對這兩個女人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權力與妻子之間的斷裂。這兩個女人都與婚姻無緣。瑪莎在1989年離婚後再也沒有結婚，而奧普拉這個每天在脫口秀節目中講述為妻之道的女人，事實上從來也沒有嘗試過這一角色。這位脫口秀節目主持人，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2003年2月在參加《傑·雷諾晚間秀》（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時曾經解釋自己為什麼不與自己的長期伴侶斯蒂曼·格雷漢姆（Stedman　Graham）結婚。她說：“我從現在這種關係中獲得了很多自由，如果我選擇結婚，即使是和斯蒂曼這麼好的一個人結婚，他也會期望我有所改變。如果我照做了，我會覺得他是那種相當老式的男人。你知道，‘妻子’大多時候應該待在家裡，我想我現在還沒做好準備。我覺得如果我成了妻子，我會變成另外什麼人。我就會像一個妻子那樣去做。”

第一部分妻性鴻溝（2）

如果仔細考慮妻子這一角色所具有的種種侷限性，我們就不會對離婚成了女性解放的一個突出表現形式而感到吃驚了。根據統計，一旦女人離婚後比男人再婚的比率要小得多。女人們被告知，只有離開婚姻，她們才能真正地“發現自我”，好多書籍和電影都在宣揚這樣的觀念。這種說法並不新鮮。100多年以前娜拉·海爾莫（Nora　Helmer）就這樣宣稱。她是1879年曾經引起轟動的一齣戲劇《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一個逃離令人窒息的家庭的一個妻子。她對她丈夫說：“我必須努力來教育我自己，在這方面你並不能助我一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