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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期間積累的那些所謂的“軟財產”——股票買賣特權、補充養老金等等，這些都是在婚姻存續期間得到的但是離婚後她就得不到了。後來，當她意識到她的角色正在貶值，她開始把自己稱為“溫特家的CEO”，再一次利用商業術語來支援自己的地位。 溫特的案子在公眾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尤其是在女人中間。儘管在過去30年間，社會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妻子們在離婚時依然處於不利的地位，根據一些研究，前妻和孩子們的生活標準在離婚後大約會下降30％。此外，在離婚後重新開始工作的女人大多數都承擔著撫養孩子的主要義務，即使監護權由夫妻雙方“共有”也是如此。這就使她們承受的經濟壓力更大了。 像洛納·溫特這樣得到的財產遠遠少於夫妻共同財產一半的情況被認為是正常的，儘管只就長時間的婚姻在崩解時的財產分配情況而言，已經有了變化。1998年，63歲的維拉·赫頓…戈德曼（Vira　Hladun…Goldmann）創造了歷史：她結束了與紐約市的一名銀行家33年的婚姻，分得了他們共同擁有的8600萬美元中的一半。在漫長的婚姻生活中，她洗衣煮飯，生兒育女，招待朋友，裝飾他的辦公室，和她的丈夫一起參加商業旅行，甚至為他理髮。1996年，她主動提出了離婚。“我們不再有任何相通之處”，她對《華爾街日報》說：“我曾經說過；‘羅伯特，前25年屬於你，後25年屬於我’。他含糊不清地笑笑，壓根就拿我的話不當回事。” 這是他所犯過的最大的錯誤。戈德曼說她“像一個樓上的女僕那樣被對待”。最後，也許她覺得自己終於有理由離開這個男人了。她在29歲的時候與他相識，和他在一起待了30多年。她後來承認，這場婚姻實際上是實用主義的產物，和感情並無太大關聯。“我並不認為我遇到了夢中情人。他只是那一群人中條件最好的一個”，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她這樣說。她說在他們的婚姻中並沒有不忠。他們兩個人只是越來越疏遠。 他的律師說作為一個妻子，她並沒有對他們的財富做出直接的貢獻。甚至她的律師也建議她不見得非得要50％的財產，但是她拒絕了這一提議。曼哈頓高階法院的法官沃特·特魯比（Walter　Tolub）也有自己的考慮。他判定她得到一半財產，儘管他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決是公正的，說漫長的婚姻是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結婚33年，他們的財產已經很難分清到底屬於誰了”，他說。這句話說明事實上像戈德曼夫妻這樣結婚多年，又擁有鉅額財產的結髮夫妻已經很少見了。在北美地區，婚姻平均的存在時間是7年多一點。對於許多人來說，婚姻已經成為一種臨時性的決定，或者說是一系列臨時性的決定，而不是要用一生去守候的誓言，這樣一種潮流在職業領域也同樣存在。 2003年，戈德曼出版了《離婚技巧》（Separate　Ways）一書，有成千上萬名的女性聽說了她改寫歷史的離婚案子之後，紛紛寫信給她，最終促成了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這本書可以看成是對《性與單身女郎》的回應，因為其中有精練的建議和令人感嘆的提醒：“不要害羞，你是在離婚，又不是去殺人。”；“好離婚就是迅速離婚”；“在離婚這件事上你只能依靠你自己：那麼你必須掌握系統而有效的方法，及早下手，積極準備，以防措手不及”。這本書建議女人們應該為自己的婚姻繪製一張路線圖，記下她們為丈夫和孩子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點點滴滴，那都是她們為這段婚姻所付出的，同時也是她們在這段婚姻中所收穫的：“你做早餐了？記下來。你的女兒成績優秀？記下來。你送孩子們去上學？也記下來。”　。。

第八部分　妻子的價值（3）

羅伯特·戈德曼在離婚後不久就撒手人寰。“我認為如果我們還生活在一起的話，他能活得長一點”，他的前妻說：“是的，我是和他離婚了。我曾經一直在照顧著他，我的離開對他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和洛納·溫特不同，戈德曼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支援她們的工作”，她對倫敦的《觀察者》（Observer）雜誌說：“她們必須存在，因為這依然是一個男人的世界。但是在60年代，當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和另外一個女孩——我現在記不起她的名字了——從事女性主義運動的時候，她們把胸罩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全部燒掉，她們這樣做的時候忽視了妻子和母親的重要性。妻子和母親很像是一種職業。這是最重要的工作中的一種。” 慢慢地，法院開始意識到做居家妻子也是一種職業選擇，當僱員被解僱或者是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