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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美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商業共和國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反駁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傑弗遜、麥迪遜以及其他主要的*與共和派其實早就知道了這位財政部長有不軌的性行為，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真正地懷疑他有濫用職權的行為。可是，他們強烈反對漢密爾頓的金融與商業計劃，反對他創設國家公債、建立中央銀行以及補貼新生國家的製造業的建議。雖然傑弗遜和他的追隨者們並不反對貿易活動，但是，他們的理想是建立一個農業共和國，而不是一個商業共和國。這個共和國擁有獨立自由的普通農民，他們與歐洲人做生意只是為了換取國內尚不能生產的生活必需品。這樣一來，這個新生的國家就不會受到城市奢侈生活和農村赤貧狀態的交叉感染，有效地避免慘烈的階級鬥爭以及國民道德的腐化墮落。他們感覺這些東西完全是歐洲舊世界的社會特徵。具體地說，金融市場這條神秘的大動脈就是這樣一個管道，透過這個命脈，政治方面的瘟疫可以輕易地穿透整個健康的社會肌體。

嚴格地說，這個危險既不純粹是經濟方面的危險，也不純粹是道德方面的危險。漢密爾頓的“雅各賓派”政敵們反對的不光是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他們還認為在這些計劃背後肯定還有一個邪惡的政治陰謀，即建立一種金融大亨與政府官僚聯手執政的“金錢貴族統治制度”，這樣一來美國革命用鮮血換來的*政治成果勢必蕩然無存。人們認為，杜爾正是這個反對共和制度的“貴族宗派”的元兇首惡。一句話，他是漢密爾頓與華爾街協同作戰的一個縮影，即他們同屬於一個託利黨反革命集團。

當*與共和派看到自己的政敵開始與華爾街聯手時，便認為這是政敵們企圖建立英國式秘密金融貴族統治的陰謀。遙望大西洋彼岸，他們很容易發現金融寡頭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在英國，金融寡頭與國家君主私相媾和；在美國，金融寡頭大概就是與行政機構媾和。這樣一來，政府將會變成貴族特權階級的專屬領地。傑弗遜一派反對君主專政制度，他們認為法國和英國龐大臃腫的行政機構就像破敗的巨輪一樣漂浮在國家公債的海洋上面。自然而然地，如果政府要發行債券，那麼就需要有龐大的銀行機構來購買這些公債，需要透過執行機制良好的金融市場來發行公債，還需要引入全新的投融資工具。如此一來，一個數量龐大的國家債券交易群體也就應運而生了。皇權與金權的階級聯盟使得國家政權賴以取得政治權威的獨立選民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傑弗遜認為，漢密爾頓為這個新興國家設計的宏偉藍圖有一宗真正的原罪，就是“為當前共和制的政權蛻變為英國憲法中標榜的君主專政政權鋪平了道路”。這或許是舊世界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正是為了能讓新世界避免這一宿命，美國人民才不惜一戰，付出了流血犧牲的沉重代價。事已至此，華爾街自然就演變成了貴族政治與*政治之爭的戰鬥前線。由於事關重大，傑弗遜一派利用政敵在性生活方面的不檢點行為來攻擊對方的政治手腕似乎也就沒有什麼不妥了。

貴族老爺（4）

傑弗遜的追隨者們不知疲倦地為人民敲響長鳴的警鐘。在整個18世紀90年代，政治評論家、政黨喉舌以及政客們提醒人們要時刻保持警惕，銀行家和投機商正在利用政府的國家信用牟取私利。雖然華盛頓總統本人最終還是贊成了漢密爾頓的戰略規劃，但是也開始憂心忡忡起來，他詢問自己的財政部長：新的資本難道不會因為“一小撮兒*的證券交易商們”的陰謀而威脅到共和制政府的政治前途嗎？對於這號人來說，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大有油水，它是貴族統治與金錢統治之間的邪惡聯盟。這些債券的原始持有人主要是貧困的退伍老兵、農民和其他平民百姓。投機商們可以從原始持有人那裡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買空各州政府以及大陸會議發行的各種債券。按照漢密爾頓的計劃，一旦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這些富裕的債券買主們就會重新審視這些曾經一文不值的債券，希望看到這些債券的面值完整無缺了。

路線鬥爭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有人在教堂裡向群眾散發聳人聽聞的傳單，路線鬥爭也成了小說、詩歌以及報紙打油詩的創作素材，戲劇舞臺上的幽默諷刺劇以及政治舞臺上白熱化的長篇血淚史中，這場鬥爭仍然在持續升溫。《民族公報》（National　Gazette）發表了一篇題為《事實的編年史》的政治諷刺文章，文章作者菲利普·弗瑞紐（Philip　Freneau）斷然宣稱1791年是“投機商們取得統治權”的一年。他滑稽地模擬了一個建立美國貴族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貴族們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