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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判斷。時間也不允許我們作進一步的瞭解。駕駛員加油門，推杆對準了右跑道俯衝而下。待到了跑道頭，看見跑道上有許多的人，都兩手抱了頭，紛紛向兩側草地奔跑。我們這才醒悟，誰都有可能出錯，即使是公認不該錯的時刻和在不該錯的地點。巧的是使館、排程同時錯了。飛行員緊急拉桿復飛，才避免了一場可能發行的事故。要是跑道上沒有那些四處逃命的人群，飛機落了下去，後果會怎麼樣呢？ 飛機是快速運動的交通工具，所有需要在飛機上完成的工作，必須在地面充分地準備安排好，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該做什麼工作井然有序。必要的時候還得在地面進行演練。一些可能出現的特殊情況，例如發動機停車、迷航、遭遇到雷雨天氣等等，都得在地面做好處理預案，並熟記在心。假若飛行過程中發生上述某種情況，就能迅速而有條不紊地進行處理。這是毛澤東主席一貫的戰略方針：“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飛行人員在空中發生特情之後才來考慮如何處理的話，一般情況下時間是不允許的。 出國飛行，語言的障礙也會給飛行安全造成威脅。我們雖粗學了點英語，但詞彙是很有限的，離隨心運用的程度相差甚遠。所以，翻譯時出現錯誤是難免的。再加上我們自己主觀上的想當然，把“東施”誤聽為“西施”也就不足為奇。 埃及的開羅是個旅遊勝地，機場非常繁忙，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飛行員為了爭取時間，總是搶著降落。本來他的飛機離機場還老遠，就在無線電裡一個勁地叫著要落地。“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地面指揮員有時照顧他先降落。有回試飛，我們本應該先進入著陸航線，可地面指揮我們： “保持高度右轉彎。” 讓我們在機場上空轉圈子，給另一架飛機讓路，與我同飛的一位通訊員聽成了： “可以降落左轉彎。” 他想，我們的前面並沒有其他飛機，指揮員當然指揮我們進入著陸航線啦。所以同一句話，翻譯出兩個完全相反的意思，我們請地面重複了一遍，才肯定為： “保持高度右轉彎。” 不然，兩架飛機搶一條跑道，那可就熱鬧了。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現象的真實寫照。一次，飛機停留仰光。夜間，我匆匆忙忙從床上爬起來到機場去換崗，迷迷糊糊地忘了帶護照，快到機場才發現。我們住在城裡，離機場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我抱著僥倖心理硬往機場裡闖，被門崗攔住不讓進，無論跟他怎麼解釋都毫無作用。我靈機一動，從口袋裡摸出美元遞過去，這下可比護照還管用，他立馬網開一面放行，可有一個交換的條件： “我還有一個小時下崗，在這一個小時內，你們不能給我找事。” 這樣的警衛人員，怎麼能讓人安心去睡覺呢？所以我們每到一地，不像國外飛行員那樣，西裝一換進城跳舞享樂去了。我們總是24小時輪流在飛機四周值班。雖然大家比較辛苦，但我們的專機飛行從未發生過任何問題。至今回想起來，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作為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及其他中央首長的專機飛行人員，我們無愧於黨和人民。”&nbsp&nbsp

“紅色空中小姐”（1）

他轉頭看了看窗外，證實我的話是對的，才慢慢合上書，欠身站起來。 “好啊，轟我走啊？” “不是我轟您呀，是下面首長都等著您啦。” 我叫郭桂卿，在專機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國第一批專機服務員。 說是第一批，其實才兩個人，除了我，還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們兩個首開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時候飛專機的任務很多，我們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及其他中央首長的機會也很多。歲月流逝，我從一個小姑娘變成了一位白髮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卻像一杯醇酒，年頭越是久遠記憶越發清晰。 “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爾嘿喲，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澤東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們的心坎裡是最偉大最了不起的人，後來，我成為空中服務員經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澤東主席雖是眾所周知、舉世無雙的偉人，其實也是個普通人。他是質樸勤儉的農民，是孜孜不倦的學生，是鍾情的丈夫，是善良慈愛的父親，還是語言大師、幽默大師…… 第一次上飛機為毛澤東主席服務，除了激動、興奮，還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種敬畏的心理，一種不敢沐浴“聖光”的心理。 遠遠望見毛澤東主席的汽車朝飛機開來，心便呼呼地在撞擊聲中擺動。趴在視窗望著毛澤東主席一步步向飛機走來，待毛澤東主席到了飛機門口，便一個箭步竄到放工具的小艙裡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飛下來，我只是一路矛盾著鬥爭著要不要去開啟那扇連著客艙的小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