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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段祺瑞在陸軍部禮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同時釋出新的內閣名單。段祺瑞壓根兒就不把馮玉祥放在眼裡，他上臺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馮玉祥的軍隊從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護衛接替。而張作霖對這位在直奉大戰中幫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將軍，不但未表示謝意，反而越發認為他是一個“任何背信棄義的事都能做得出來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吳佩孚的刀子，明天的什麼時候又將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將吳佩孚和馮玉祥做了一番對比後，張作霖對馮玉祥更加鄙視和憤恨，對吳佩孚倒是還保留了幾分敬意。

由於段祺瑞和張作霖都對馮玉祥沒有好感，所以決定將其驅逐出京，並不讓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發展。經過一番密謀，很快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並希望他率部剋日到任。

此時的馮玉祥被實實在在地搞了個灰頭土臉，自感無趣。但他絕不會就這樣順利地出走西北，也不會輕易地放棄已經佔據的北京。他將部分軍隊勉強撤至南苑、北苑兩地駐紮後，想出了一個慣用的策略，那就是辭去軍事統帥一職，解甲引退，同時宣佈到西郊天台山一座佛寺裡靜養，除他的親信外，聲稱不再與任何人往來。

11月29日，住在醇王府的溥儀在英文老師莊士敦、清室舊臣陳寶琛等臣僚的密謀、策劃下，溥儀等人乘車悄悄離開了醇王府，向位於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衝去。他們先是藉著漫天塵土飛沙的掩護，躲進使館區的德國醫院，然後轉往日本使館兵營。

日本駐中國公使館公使芳澤謙吉得知溥儀一行逃來的訊息，急忙前來探望。溥儀趁機提出要在日本使館避難的要求。芳澤謙吉不敢做主，只好說：“皇帝陛下，請先在這裡休整一時，我馬上發電報請示，待我國政府正式指示後，才能接納，以示庇護。”

此後的不長時間，芳澤謙吉正式告知溥儀，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護。接著，芳澤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間騰出來讓給溥儀居住。再後來，芳澤親自驅車拜訪段祺瑞，婉轉地提出帶溥儀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繡到日本使館同溥儀見面的要求，並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儀的後、妃始隨芳澤的秘書走出醇王府，來到了日本使館。幾天後，日本使館又將後面的一幢樓房專門騰出來，供溥儀的後、妃、臣僚及隨之而來的太監、僕役、廚師等使用，並特設了溥儀會見王公大臣的場所和后妃的“寢宮”。至此，溥儀的避難暫時取得了成功，但從此也漸漸落入日本人的勢力控制而無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輕而易舉地得到了溥儀，就不能再讓他隨隨便便地從手掌中溜走。儘管溥儀產生價值的時刻遠沒有到來，但日本人懂得這時的投資是多麼的及時和必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先後隨溥儀進居日本使館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漸被日本人有預謀地收買和拉攏，而這些舊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氣，左右了溥儀的一切。溥儀對此略有覺察，也曾思想過對策，但苦於無路可行，也就只好聽其擺佈了。

1925年2月23日夜9時，日本使館的後門被輕輕地開啟，接著從裡邊悄悄溜出6個人來。他們神色匆匆地由西轉南奔走，隨著稀疏的人群進入了北京火車站，並朝一列東行的客車走去。這6個人中，打頭的是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池田，緊跟在後面的是換了毛料西裝、戴著禮帽的溥儀，身後是兩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體育、祁繼忠。他們擠過人群，從列車的末端，登上了裝滿日本兵的特掛三等車廂前往天津。

到達天津後，溥儀同隨後趕來的後、妃、僕婦、太監、廚子、隨侍、司機、護軍、御醫等30多人，搬進了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這張園原是前清名將、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在天津私自蓋起的一所出租遊藝場。整個庭園佔地約20畝，環境幽雅，設定別緻。庭園中央築有一幢八角八底的洋房，在二樓平臺的左右側，都築有相對稱的角樓。八角樓前有片開闊地，兩端修有八角飛簷的亭榭。亭前置有圓形的石桌石凳，是供遊人稍息閒坐的地方。園主人張彪得知溥儀到了天津，就主動讓出這所遊藝場給溥儀居住。張彪不但不收房租，為了表示對清室的忠心，年過七旬的張彪還堅持每天清晨起來打掃院子。溥儀為感激這位前清老將，特將這個地方取名為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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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的末路（2）

就在溥儀住進張園不久，他的父親帶領著載濤、載洵、溥傑、溥佳以及溥儀的四個妹妹也從北京遷居於天津，開始過起了聲色犬馬、揮霍無度的寓公生活。

由於溥儀的生活相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