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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意見的權利的不滿。傑克遜問道，國防部長為什麼被貶低到在國家安全機構裡面給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們為什麼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備忘錄，然後由他再改寫進他的“意見檔案”？拉姆斯菲爾德告訴福特，參議員們提出的問題“反映出對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運作的一種關切……我認為，要使國安會在實際當中發揮作用，需要我們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爾德的潛臺詞十分清楚：總統不能讓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羅夫特把國防部長們排斥在決策會議之外。

宣誓就職幾周後，拉姆斯菲爾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圖與蘇聯談判一份新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的努力擱淺。基辛格試圖獲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項新的軍控建議。拉姆斯菲爾德設法將建議擱置了幾個星期，並提出要更仔細地研究。“他［拉姆斯菲爾德］實際上允許和鼓勵讓官僚機構的程式擱淺，”基辛格說。

1976年1月，福特允許基辛格去莫斯科，向蘇聯領導人列昂納德·勃列日涅夫遞交一份新的談判建議。拉姆斯菲爾德頭一回成功地把五角大樓的一位文職官員代表、一個能向拉姆斯菲爾德彙報的人安插進了基辛格的隨行人員。基辛格返回時認為自己在達成協議方面已經取得了進展，但他卻在華盛頓遭到反對。“反對的是國防部長唐·拉姆斯菲爾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我清楚他們手中握著王牌，”福特在回憶錄中寫道，“參院必須批准新的協議。如果拉姆斯菲爾德或者參聯會在作證時表示反對，參院是絕對不會批准的。”福特政府提出了更容易為五角大樓所接受的新建議，但勃列日涅夫拒不接受，這樣，當年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公開場合，拉姆斯菲爾德開始告誡要警惕蘇軍不斷增長的實力，他提出，這就意味著必須增加美國的國防預算。“世界發生了重大的權力轉移，”他在一份檔案中寫道，“如果不能阻止對我們的利益有害的趨勢，這便意味著，在未來，我們會發現自己面對這樣一個對手，它與我們沒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信仰，它具備威脅或恫嚇世界許多地方的能力。”

基辛格反對拉姆斯菲爾德在公開場合討論蘇聯軍備問題，福特本人則希望用委婉的話來掩蓋分歧。但是，拉姆斯菲爾德毫不退讓。在有關1976年3月29日在橢圓形辦公室召開的會議的已經解秘了的副本里，有這段關於美蘇間軍事平衡的火藥味十足的對話：基辛格：如果說趨勢對我們不利，這就夠糟的了。我們在走下坡路的印象正在全世界產生很壞的影響。

拉姆斯菲爾德：但是情況的確如此！

基辛格：那我們就必須明確自己的目標。60年代以來，我們的水準一直在下降。我們是要維持1960年的水準？還是要保持足夠的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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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8）

拉姆斯菲爾德：可那的確如此！60年代以來，我們從優勢地位下降到了均衡地位，如果我們不制止勢頭，就會落伍。

總統：我認為總統不能說我們在走下坡路。我可以說，我們需要加倍努力。我不想說我們在落伍。我要說我們面臨著挑戰，我們總體是平衡的，必須保持住這種平衡。拉姆斯菲爾德離開白宮，意味著新任辦公廳主任切尼已經有效地控制了福特總統的競選。切尼從共和黨在各地的民調人員和政客們那裡聽到的，符合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直覺：他甚至比拉姆斯菲爾德更不情願支援基辛格的蘇聯政策。

“緩和是大多數共和黨選民特別不歡迎的一個概念，而且這個字眼更糟糕，”民調人員羅伯特·蒂特在切尼擔任辦公廳主任後兩週給切尼提交的一份私人備忘錄寫道，“我們應該儘可能避免使用這個字眼。”福特的演講撰稿人羅伯特·哈特曼1月初呈上“國情諮文”講話稿的時候，切尼加了批註後，把講稿退了回去，他的批註寫道：“鮑勃——外交政策部分針對國會的措辭太強硬，對俄國則不夠強硬。”

福特曾一度駁斥過批評者。“我認為緩和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有利於世界的穩定和世界和平，”他在1976年1月的一次電視採訪中說道。但是，羅納德·里根在共和黨初選中加大了抨擊的火力，稱緩和使得蘇聯利用了美國，在軍事上超過了美國，削弱了美國的安全。不到兩個月，福特便全面退卻。“我們要忘記使用緩和這個詞，”他在皮奧利亞對聽眾說，“……談判中發生的事情……是會造成後果的。”

那年春天，切尼和福特的政治顧問們都讓總統不要反駁里根對他的外交政策的挑戰。使基辛格不悅的是，他們認為在外交政策上不值得與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