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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的西園寺公望的栽培和寵愛，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層。

同西園寺一樣，近衛也三度擔任過國務總理大臣，時間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亦即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這四年之中。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之擴大和持久，近衛是負有主要責任的。在他的首相任內，他屢次叫喊著：非打得中國“屈膝求和”不可，否則絕不停止戰爭。

與西園寺的期待相反，近衛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約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軍閥們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們，從中推波助瀾，以博取他們的歡心和擁戴。

然而，近衛畢竟不是軍閥出身。他雖為日本侵華戰爭賣盡氣力，卻仍然不能取得軍閥們的完全信任，同時他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險。因此，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和發動太平洋大戰的前夕，他便被趕下了首相的寶座。代之而起的便是那個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軍閥頭子東條英機。

由於沒有直接參加發動太平洋戰爭，近衛估計美國對他的感情可能不壞，因此在日本戰敗、快要投降的時候，他又以公子哥兒的姿態，亟謀重登政治舞臺。在東久邇宮親王任首相的投降內閣中，他擔任了一名不管部的國務大臣。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僅一月許）這個壽命不及兩月的東久邇宮內閣實行總辭職，繼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蟄居已久的原喜一郎。在原內閣時代，近衛又調任內大臣府御用掛之職。在這期間，他日夜奔走於其恩師、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憲法學權威佐佐木一之門，儼然有從事修改憲法大業之企圖。稍後，日本國內外攻擊貴族的輿論甚囂塵上，近衛遂於10月24日向天皇辭去公爵榮銜。但是他的政治野心並未稍有收斂。就在辭去榮銜的那天，他還急急忙忙地去訪晤了當時日本政府組織的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的委員長松本國務大臣，說明他對於日本國體的見解，希望在制憲大業中有他一份貢獻。同時，外間還盛傳近衛將以在野之身組織新政黨，在未來的總選舉中大事活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取決於近衛的主觀願望。近衛的無恥活動和狂妄野心引起了同盟國輿論界的大大不滿。“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猛烈攻擊近衛，說他絕非修訂日本憲法的適當人物，並且說如果近衛被列為戰犯受審，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人反對。

美國人包辦的盟軍總部對於同盟國的輿論一向不甚重視，但是對於來自美國本國的輿論，特別是像“紐約時報”這樣有地位而且能代表壟斷資本統治集團的報紙的言論，卻不敢等閒視之。

由於“紐約時報”和其他方面對近衛越來越猛的攻擊，盟軍總部感到對近衛問題不能繼續保持沉默而不予以澄清。於是，在11月1日盟軍總部發言人便對記者們宣稱：近衛的任務只限於總部同皇室的聯絡；至於修訂日本憲法，總部自始便絲毫沒有借重近衛的意思。總部的這個發言不啻是對近衛的當頭一棒，使他的幻想受到沉重的打擊。

繼之而來的便是11月底召開的日本第八十九屆臨時議會。在這屆議會召開時，議員齋藤隆夫首先提出質問，並一再直指近衛之名，說他是釀成全面侵華戰爭的禍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和日本慘敗的結果都負有最高的直接的責任。這是對近衛的第二次沉重打擊。臨時議會對近衛雖未作出任何決議，但野心不死的近衛至此已感到不但幻想破滅，而且四面楚歌，無地自容矣。

事情的發展很快。12月6日傍晚，正當近衛在其輕井澤島森的華麗別墅裡同訪客圍爐而坐的時候，無線電收音機送來了盟軍總部發出逮捕他的命令的訊息。這對近衛來說是一次最致命的打擊，結束了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和幻想。

盟軍總部對主要戰犯四次逮捕令（四）（2）

逮捕令照例規定自動前往巢鴨監獄報到的期限為十天；倘使超過了12月15日仍未報到，總部憲兵即將執行強制逮捕。

此時的近衛在精神上遭受著極大的折磨。他在輕井澤的別墅裡呆了五天，杜門謝客，終日繞室徨，進行著劇烈而痛苦的思想鬥爭。他徘徊於“偷生”與“自盡”兩條道路之間。是效杉山、本莊等人而悲壯自裁，還是學東條、島田等人的忍辱偷生？——對這個問題，他作不出決定。

12月11日近衛從輕井澤的鄉間別墅回到了他在東京獲外莊的公爵官邸。在官邸裡，他雖常召集其夫人千代子、胞弟文秀（日本著名音樂家）、已嫁的胞妹以及子女等人閒話家常，表面上佯作鎮靜，但是生與死的問題仍然緊緊地抓著他的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