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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庭的登記官、書記官和法官私人秘書坐的。

遙遙面對著法官坐席、在大廳的下首方緊靠牆壁處是被告坐席臺，這個臺分為高低兩層，二十八名受審被告戰犯分為兩行就坐於此。這些當年不可一世的元兇巨憝在開庭時經常成為觀眾視線集中之焦點。

在靠近法官臺的前面設有一張稍高於地面的小小的斜面站臺。這是供檢察官或被告辯護律師向法庭發言之用的。由於同時不能有兩個人發言，所以這個站臺是很小的，只能供一人使用。臺上裝有擴音器和紅訊號燈。發言正在被翻譯時，紅訊號燈便亮著，等到紅燈熄滅以後，發言者始可繼續發言。這種擴音器和訊號裝置在庭長坐席上也有設定，因為庭長也是時常要代表法庭發言的。

在靠發言站臺的左邊是一個高於地面的小小的證人坐檯。由於不能有兩個證人同時作證，所以這個坐檯也很小，只能供一人之用。

檢察官或辯護律師發言時必須站立在發言站臺上，而證人發言時卻安坐在證人坐檯中。這並不是由於法庭對證人特別尊敬或優待，而是由於證人們除了陳述自己的證言之外還時常要答覆檢察和辯護雙方那冗長、煩瑣、幾乎永無休止的詢問、反詰、再詢問、再反詰。例如，偽滿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出庭作證時便被詰問達八整天之久；如果要他站立八整天，那便無異於變相的“體罰”，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因此，證人發言時是被允許坐著的，而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發言時則是站立的。

在證人坐檯上也設有擴音器和紅燈訊號裝置。紅燈開時表示證人的發言正在被翻譯著，須俟紅燈熄滅後他才可以繼續發言。

在發言站臺的兩旁分別設定著兩張長方大桌，每張約可圍坐十人，左邊的一張是供檢方出庭人員之用，右邊的一張是供出庭的辯護律師之用。法庭的檢察官（包括助理檢察官）不下數十人，而辯護律師（日本籍和美國籍的）將近百人，每日在這兩張桌子圍坐的只是當天有任務的少數，其餘的則散坐在他處或者根本不必到庭。

在證人坐席與檢察官坐席之間又是一張長方桌。值日的翻譯人員便圍坐於此。他們是口齒流利、精通英日語文的一群人。凡是用英語向法庭發言的，他們便要立刻口頭譯成日語，凡是用日語發言的，他們便要立刻口頭譯成英語（有時證人或律師系用華語、俄語或他種語言，他們還要把它譯成英日兩種語言）。在供他們使用的桌子上裝有擴音器和紅訊號燈操縱器。在他們翻譯開始時便扭亮紅燈，翻譯完畢便把它關熄，以便發言者可以繼續發言。

在法庭的所有坐位上全都裝有“譯意風”耳機。每一聽者只需扭動一下他所戴的耳機便可聽到他所能懂或願聽的語言，英語或日語，有時還有俄語和華語。

語言翻譯始終是法庭的一個困難問題，經常引起當事人的爭辯。因此，法庭設有一個三人的“語言仲裁委員會”，又名“語言仲裁小組”。這三個人在開庭時必須到庭，以便隨時執行職務，他們的坐席是設在貴賓旁聽席的下面。

在翻譯人員坐席的後面，設有一張小桌，擔任開庭記錄的速記人員就坐於此。速記是用速記機器進行的，而不是用手寫的。

在審判大廳的右邊靠牆的地方，用短柵欄劃出了一大長方塊的位置，這便是新聞記者的坐席。記者坐席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供同盟國記者之用；一部分是供日本記者之用。記者們經常攜帶照相機、電影攝影機、打字機、發報機，進進出出，熙熙攘攘。這是整個審判大廳中最擁擠和最不安靜的一塊地方。

在大廳的左邊靠牆處，與新聞記者席遙遙相對的是一座長方形的高臺，這便是盟國貴賓旁聽席所在。這裡大約有一百個坐位，分為兩排，日本人是沒有資格坐在這裡的。由於貴賓的資格限制極嚴，旁聽者不多，因此這兩排坐席便是整個法庭最空疏、最安靜的一塊地方。

在盟國貴賓旁聽席的高臺下面又是一長排坐席，這也是供一部分到庭的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就坐之用的。三人的“語言仲裁小組”也是坐在這一排。

審判大廳地面一層的佈置情形，大概就是如此。〔見附圖〕

審判大廳只有一面有樓，那是在法官席的右邊。這個樓除了一間小錄音室以外，全部都是供做普通旁聽席之用。這裡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日本人的旁聽席；一部分是非日本人的旁聽席。全樓坐席雖可容大約六七百人，但是由於被告們的家屬妻子多希望每天遙望到乃夫乃父的形容，以及一般東京居民和過路旅客都渴望看看這些一向騎在日本人民頭上的元兇巨憝們的真面目和法庭公審的熱鬧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