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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商稅，沒有船稅，宣德年間（1426—1435）始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按船之大小收稅，謂之“船料”。萬曆時則有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七處鈔關。但實際上榷稅的地方遠不止此。據《明萬曆實錄》載，十七年（1589）六月，巡視盧溝橋御史胡克儉曾指出：“馬鞍山新城橋每車稅錢五文，馱稅三文，擔者二分，負者一分，甚至徒手過者亦不免。土民謂此橋日得萬餘錢。至紅橋，視前為甚。計二橋所獲，歲不下七八千金。五月間，有商人告木一筏，抽大木四根。”並指明這些做法“不惟侵民之利，而且撓國之稅”。但儘管如此，這樣的抽稅仍然得到君王御旨的允准。

萬曆中，給事中蕭彥在《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裨治安疏》中指出：“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買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船［36］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萬曆二十六年（1598），更派出大量稅使到全國各地，高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江，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于山西，丘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曄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總之是榷稅星滿。這些稅使到處用地痞流氓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在長江，一天水路的行程要經過五六個稅卡；儀真到京口，一江之隔，不過一二里地，也要收兩次稅，這是徵稅機構的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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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3）

至於商稅本身，更是名目繁多。洪武中，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五穀、農器、書籍、紙札、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都不抽稅。永樂初，定製，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貨物、魚蔬雜果到市上出售者，俱免稅。但以後課稅範圍日漸擴大，至萬曆時，天津有店租［37］，廣州有珠榷［38］，兩淮餘鹽，京口供用［39］，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40］，湖口、長江船稅［41］，荊州店稅，寶坻魚葦［42］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43］等等，名目多得不可勝數。萬曆二十七年（1599），湖廣巡撫支可大感慨地概括為：“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以治饔餐也，而稅；雞豚以供肉食也，而稅；耕牛一農具也，而稅焉；騾驢一畜產也，而稅焉。”［44］更有“土商”、“土著”名色，“將舉留都之府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豚，粗及柴炭蔬果之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45］。甚至出現“貿遷在四十里之近，輸稅在百里之遠”的怪事［46］。此外，凡家中有大廳者，即加門檻稅［47］。在浙江，連民間臥床草荐，兒童玩耍的假面具，均得上稅［48］。與此相應的是，稅使為討好皇帝主子而交進內庫的稅，亦巧立各種名目，如《明萬曆實錄》二十九年（1601）所載的進稅名目，即有暨祿進的“遺稅銀”，馬堂進的“節省銀”，張曄進的“贖罪銀”，沈永壽進的“罰贖銀”，李敬進的“贓贖銀”，暨祿進的“贓罰銀”，陳增進的“贓銀”等等。

至於課稅的程度，《明史·食貨志五》載為：“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貨，負載行李，亦被搜尋。”周暉則在《金陵瑣事》中記了一則生動的事例：有個叫陸二的商人，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生。萬曆二十八年（1600），遇上如狼似虎、與強盜無異的稅官。陸的草價一共不過八兩，沿途幾處抽稅，已用了一半銀子。船到青山，又有稅官來索稅，陸無錢交納，氣得把燈草搬上岸，一把火燒個乾淨。透過這個真實的事例，不難推知當時商稅之繁瑣、苛重，及對商民傷害的程度。

還要說明的是，上述這些，並不是苛稅的全部，還有手段更惡劣、科索更重、對社會影響更大的，像陳奉、高淮、高等等太監在這方面的暴行，我們留在下面各有關的傳記中再論述。

商業的發展，必須要求商品的迅速流通，萬曆皇帝派稅使這樣濫徵商稅的結果，使長江、大運河作為商品流通大動脈的機能被堵塞，城市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從昔日的“吳絲衣天下”［49］，商人遊江南北以至齊魯燕豫，隨處設肆，變為“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50］，商店紛紛倒閉。萬曆三十年（1602），戶部尚書趙世卿奏：河西務稱稅使征斂，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160餘家，今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