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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儘量設法讓他們隨軍突圍轉移。

當國家保衛局長鄧發，拿著一份要“處理”的幹部名單給他看時，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

那名單上有五六十名幹部，分成A、B、C三類，一類是要殺的，一類是要留在蘇區的，另一類是可以參加突圍轉移的。

葉劍英看後當即問他這是誰決定的？鄧發回答，是中央討論定下來的。

葉劍英說，人命關天，不論誰定的，也要有根有據，符合事實，不能無法無天。

他堅決反對殺人。

他對了解的幹部，逐個談了自己的意見，極力加以保護。

他看到名單上有邊章伍的名字，被劃入槍斃的一類，葉劍英激動地說，這個同志我非常熟悉，他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很有學問，軍事理論和軍事素質比較高，是軍隊的有用之才；況且他參加寧都起義有功，工作很有成績，又是個好人，怎能把人家列為反革命呢？鄧發被說服了，便把邊章伍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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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4）

就這樣他暗中保護了許多幹部。

為了更好更多地保護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討論如何組織軍委縱隊的會議上，他向朱德、周恩來等軍委領導再次明確提出保護幹部的意見和安排幹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紅軍大學和其他幾所已被撤銷學校中的一部分教員、學員，分配到各個軍團中去補充幹部缺額。

第二，組編成一個直屬軍委的幹部團，調公略步兵學校校長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幹部團仍屬隨營學校性質，以保留戰鬥骨幹。

第三，將受“左”傾領導打擊排斥的所謂“犯錯誤”的幹部和編余幹部，一部分安排在軍委機關工作，另一部分編入幹部團隨軍行動。

朱德、周恩來採納他的建議，經過軍委討論批准，將黨和紅軍的一批重要幹部，其中包括蕭勁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護下來。

這些幹部在遵義會議之後，都先後被恢復了名譽並分配了工作，他們不僅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國解放以後，大都成為我黨我軍的高階領導人。

儘管葉劍英等主持正義的領導者竭盡全力保護了一大批幹部，但是，“左”傾錯誤領導者對於反對他們主張的幹部繼續採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辦法，進行打擊迫害。

葉劍英遭到李德歧視，身處逆境，自身難保，對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幹部也愛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親密戰友，也無能為力。

他後來回憶說：“李德那個人可厲害，他講不贏道理，就用組織手段整你。

長征時很多幹部沒帶出來，像瞿秋白、古柏、毛澤覃、劉伯堅這些同志戰死的戰死，有的被殺掉。

這都是李德他們搞的。”

葉劍英與劉伯堅是十分熟悉的老戰友。

劉伯堅於1926年同鄧小平、劉志丹等先後被派到馮玉祥的部隊做政治工作。

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深得馮玉祥、于右任、鄧寶珊、楊虎城、吉鴻昌等將領的信賴。

1931年在中央蘇區參與策劃組織寧都起義後，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功勳卓著。

長征突圍前，“左”傾錯誤領導者翻他的老賬，無非是因為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反對過王明宗派集團，因此，劉伯堅被留在蘇區，擔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可是他並沒有因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的工作。

為了護送主力紅軍渡過於都河，他親臨架橋工地，開展後勤支援工作，從早到晚，站立河畔橋頭，為長征戰友送行。

他見到葉劍英，特意把酒餞別，傾訴衷腸。

兩位老戰友戀戀不捨，心情十分沉痛。

劉伯堅望著滾滾東流水，對葉劍英說：“大隊人馬向西轉移了，我留在贛南沒有什麼作用，你還是想法反映反映，讓我跟著走吧！”其實葉劍英曾幾次把劉伯堅的要求向軍委作過彙報，提議讓他隨隊長征，但“左”傾領導者卻說劉伯堅“婆婆媽媽的”，沒有什麼用，就是不同意他參加長征。

葉劍英欲語還休，只好互道珍重，灑淚而別。

後來，劉伯堅在贛南的一次作戰中負傷被俘，堅貞不屈，壯烈犧牲。

犧牲前，曾在獄中留下《帶鐐行》的著名詩篇。

解放後，葉劍英為懷念劉伯堅烈士，曾賦詩一首：“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于都濺濺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