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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回顧一下1993年的情景，那時我們只有一手獲勝準備，當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從兜裡掏出感謝申辦城市的名單時，按字母排列先念到北京，我們以為獲勝了，中央電視臺也搶播了“獲勝”的訊息，大家歡呼起來。等薩馬蘭奇又掏出第二個名單，宣佈悉尼獲勝時，大家傻了眼。一分半鐘的歡呼後，立即變成了沮喪，許多人不相信這是事實，痛哭起來，“國慶”變成了“國殤”。那時我們沒有經驗，還不成熟。現在不同了，一切活動都做了兩手準備，比較主動。

北京申奧與對外宣傳（8）

各項工作都可以有兩手準備，但是，申奧代表團去莫斯科只能有一手準備，就是要全力把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拿回來。7月7日北京申奧代表團到達莫斯科，進入決勝的關鍵階段。在莫斯科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項，一是抓緊對外聯絡工作，爭取每一張選票；二是密切注視輿論動向，做好宣傳輿論工作；三是向全會作陳述報告。三項工作是相互聯絡、相互影響的一個整體，哪一項都不能有閃失。

爭取每一張選票

7月7日，北京申奧代表團到達莫斯科，進駐俄羅斯外交部附近的金環飯店（日本大阪申奧代表團也住在這裡）。在莫斯科申奧的7天一直處於高度緊張之中，白天工作，每天晚上由劉淇主持會議，彙集當天的工作進展情況和輿論動態，分析各代表團的動向，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參加例會人員主要有何振梁、呂秀榮、於再清、袁偉民、李志堅、樓大鵬、屠銘德、何慧嫻、劉敬民、張茅、王偉、杜德印、楊正泉等。莫斯科金環飯店十層樓會議室的燈光總是亮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鐘。

工作的重點依然是加大對外聯絡工作，抓緊與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聯絡。委員們集中莫斯科，是做工作的好時機，也是最後一博，一做到底，一是鞏固已有的成果，二是儘可能爭取每一張選票。這時候，代表團所能做的是為投票創造一個有利的大環境，而做具體聯絡委員的工作受到很多限制，主要落到了我國的三位委員何振梁、呂秀榮和於再清的身上，其他人難以插手。他們也只能抓緊國際奧委會開會的間隙，拜訪委員，夜以繼日周旋在各委員之間。尤其是年已72歲的何振梁同志，瞭解情況，有韜略，待人誠懇，不辭辛勞，帶病工作，憑藉自己的資歷、經驗和人格魅力，為北京申奧立了大功（我認為，應該給他頒發“北京申奧勳章”）。代表團隨時瞭解委員們的動態，分析各輪投票可能出現的形勢，爭取能夠勝出，爭取保證勝出，爭取儘快勝出。我們儘管有一定的勝算，仍惴惴不安，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變數難以預測。（投票前我們心中是有數的，有46票會堅決支援北京，有的表示支援但不確定，有的不會投我們，但不多。）代表團分析認為：我們當然希望第一輪投票北京就能勝出，但由於多種因素，可能性不大，歷史上也不多見；如第一輪不成，第二輪勝出的可能性最大；如第二輪仍然沒戲，第三輪只要有了結果，那一定會是北京；但是，如果前三輪北京仍然不能超過半數，到最後的第四輪投票就很難說了。因為按照投票規則，第一輪票數最分散，五個城市瓜分，如果沒有城市過半數，就要把得票最少的一個城市刷下，依次類推，直到有超過半數票者為止。這樣，就存在著前頭投給某城市的票後來會投給誰的問題，難以捉摸。如果到了最後第四輪，只有兩個城市競爭就更難說了，發生意外的機率大增，這在奧運史上不是罕見的，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奧就發生在我們身上，這次絕不能重蹈覆轍。毫無疑問，每天對聯絡工作進展的具體情況和投票形勢的研究分析，就成了每天晚上會議的核心議題。

莫斯科的輿論對決

我們知道，隨著莫斯科投票的臨近，有些申辦城市會抓緊時機加強輿論攻勢，突出宣揚自己的亮點和優勢，對評估報告中提出的不足作正面介紹，同時也會以自己之長攻他人之短，明裡暗裡進行交鋒；國際輿論在急劇升溫，近2000名記者（其中我國內地記者120多人，我國香港記者40多人）雲集莫斯科，他們盯緊各申辦城市，尤其是被看好的北京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北京代表團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為輿論炒作的熱點，支持者宣揚其長，反對者專揭其短，攻擊者專找其茬，我們必須大膽而又謹慎地從事；要充分估計到輿論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防止投票前自身的重大失誤和外界的突然襲擊。

在新聞輿論上最操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國內的局勢一定要平穩，加強正面報道，減少對社會問題的負面報道，保持國內局勢和輿論的穩定，特別要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