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頁)

香山所說，“參觀”直播室的時間應該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於審聽節目，時間安排上不可能；三、張香山說的那個“陪我們”參觀的“局裡同志”正是我，那番話也是我說的。在我交給他們鑰匙之後，他們要開啟直播室看一看，以確認鑰匙和直播室的真實性，是在觀看的過程中我說那番話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語用了“放送”一詞，而我用的是“播放”。我還看到，《炎黃春秋》1994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耿飈的話說：“我一到廣播電臺，帶了幾個哨兵，就把辦公室圍起來了。我就帶著他們的團長到直播室看了一下，在直播室門口派了兩個哨兵，交代哨兵交班要有團長在，誰直接衝進直播室，你們就拿機關槍掃，不管是誰。所有的廣播要先錄音，錄好音聽一遍再廣播出去，所以我就派幾個人審查錄音。”耿飈當時具體佈置了什麼，我不知道，但以上一段文字簡直是天方夜譚！事實上，那時候我沒有見到過耿飈；事實上，在我找到鑰匙之前，耿飈是不可能進直播室的。

至於楊兆麟在《關於耿飈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史實》一文中說“事實上，播音區內根本沒有什麼專門的‘直播室’”，顯然這不是事實，他作為一名老廣播不應該不知道。他還說：一些文章中有的說當時直播室的鑰匙掌握在他手裡，耿飈要他把鑰匙交出來；有的說楊兆麟“看了華國鋒的手令以後”，“才被迫交出了莫須有的鑰匙”。顯然，這些都是誤傳，都不是事實。至於為什麼把誤傳安到了楊兆麟的頭上，有可能是把我們“二楊”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裡有沒有工作到通宵？

與以上問題相比較，這是一個不大的問題。問題的提出，是楊兆麟在《關於耿飈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史實》一文中說，10月6日晚，耿飈和鄧崗沒有向總編室佈置“檢查明天要播的錄音帶，凡是有‘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務，因為那時“有關廣播電視宣傳工作，局領導一直都是經過總編室，直接向‘中央三臺’下達任務”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緊急動員一二百位編播人員、技術人員徹夜不眠來趕任務”的問題，他說，“那一夜，我是目擊者、親歷者，編輯部、機房和平時一樣，沒有任何異常”。顯然，這一記憶與那天晚上的實際情況完全不符，不知北京電臺、北京電視臺的實際情況如何，中央電臺全臺人員是徹夜通明地在按照鄧崗的佈置，檢查、審聽和錄製節目，準備第二天的播出。

嗚呼！從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過去30年，有些當事人、親歷者和目擊者還健在，但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件事卻有著不同的記憶，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前後也有著不同的記憶，可見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之難；同時期的人對同一事實有著不同的記憶，更不要說見解的分歧，那麼不同時代不同的人對同一歷史事實的看法又將如何？更是千差萬別、甚至是完全相反，也就不難理解了，可見寫歷史之艱難。歷史上存在許多疑案、謎團，演繹成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實只有一種，也許本來的事實卻非常簡單。

“99《財富》全球論壇·上海”紀實（1）

處處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磨合，有中西媒體的交匯與衝突。這種客觀存在，將長期反覆出現。我們應立足於提高自己的應對能力。

1999年9月27日至29日，“99《財富》全球論壇？上海”（以下簡稱“《財富》上海論壇”）在上海舉行。這是在我國第一次舉辦的全球性大型經濟研討活動，開得很成功，按照《財富》自己的說法，這“是《財富》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標誌著中國比以前又開放了一大步”。《財富》是美國時代華納旗下很有權威性的經濟雜誌，這次論壇由《財富》主辦，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協辦，由上海承辦。這次論壇很有特色，它的召開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段歷史，它的成功是由許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在許多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可以借鑑的東西。我參加了協辦論壇的全過程，把其中的有些事情記錄下來，對於我們瞭解國際論壇（會議）和國際新聞輿論特點，有針對性地做好對外宣傳報道，都是有益的。

雙贏：“《財富》上海論壇”的由來

美國時代華納傳媒公司提出要在中國舉辦“《財富》上海論壇”，那是1998年初的事。美國時代華納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傳媒及娛樂業的巨頭，是西方主流媒體的代表之一，它對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有不可低估的影響。時代華納旗下的新聞娛樂、體育機構，在美國或世界都很有影響，如《時代》、《財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