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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開好這一論壇的重視程度，這也是這次活動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與“《財富》上海論壇”同時進行的，是時代華納董事會自行組織的“新聞旅行”。他們透過到中國一些地方的實地考察，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這樣，實際上形成了以“《財富》上海論壇”為中心，包括“新聞旅行”和出席我國慶50週年慶典等三項活動。

籌辦過程：不同文化的碰撞與磨合

籌備“《財富》上海論壇”是一個新的課題，籌備工作是大量的、繁雜的，也是艱難的。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裡，從政治到經濟，從主題到選題，從活動到新聞報道，從整體設計到具體細節，甚至具體到領導人演講的燈光、會見的座次、宴會的桌次和音樂、中國每一個與會人員的准入和會場的佈置等，幾乎處處與美方碰撞，處處需要磨合。國務院新聞辦國際新聞局等許多人投入了這項工作。國家有關部委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錢其琛副總理不斷聽取籌備工作的進展情況，8月下旬還到上海作實地檢查。就涉外而言，整個籌備過程是瞭解美國、瞭解外部世界的過程。　。　想看書來

“99《財富》全球論壇·上海”紀實（3）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次論壇不同於在我國召開的一般性的國際會議。這是一次世界企業界巨頭的高階聚會，參加會議的主要是世界的企業鉅子，他們有很強大的經濟實力，又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各有打算；它是一次經濟研討會，但又不完全侷限在經濟範疇之內，經濟與政治從來就是不可分的，當時又正值科索沃戰爭、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和美國掀起的反華浪潮，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也就更增加了其中政治的含量。這種不利的狀況，一直受到美國媒體的非議，直到論壇舉辦的前幾天才有轉機，1999年9月11日###主席與克林頓總統在奧克蘭會晤後，雙方宣佈恢復WTO談判；9月下旬中央召開了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透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正值新中國成立50週年大慶，引起世界媒體的關注。這一切，為論壇召開營造了一個比較好的政治環境和輿論氛圍。

另外，這是由美國時代華納在我國主辦的論壇，論壇議程主要應由他們來安排，我們只是協辦，也就是為開好這一論壇提供必要的條件。但是，這次論壇既不同於《財富》以往舉辦的4次論壇，又不同於在我國舉辦的其他國際性的會議，不僅是在中國召開，而且討論的核心議題是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並確定出席和參加論壇的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企業界人士（包括港澳臺），他們要分別在不同的場合和大小研討會上發言。實際上，我國既是協辦者、參與者，又是這次論壇研討的物件，各國參與者都可以在這個講壇上對中國“品頭論足”，媒體都可以從各個角度進行報道、發表議論，我們必須有充分的對應措施，因此大大增加了我們“協辦”準備工作的難度，同時我們必須及時瞭解論壇的程序和動向，加重了我們的責任。

第三，由於雙方長期彼此溝通了解不夠，理解的不同，要求的不一樣，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差異，而我們又缺乏協辦這種大規模論壇、與外界打交道的經驗，許多事情談不攏。在協商過程中，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要發生摩擦和碰撞，每一件事都要經過多次磨合，中間不乏彼此誤解，也有時把一些具體問題作為原則問題互不相讓，後來彼此才逐步增加了理解。我們深有感觸，這實際上是一次東、西方思想觀念和文化的碰撞。例如，美國人的談判方式是從微觀、從具體問題入手，他們認為一項一項地落實了，也就是總體上落實了；而我們是從宏觀、整體著眼，希望先有一個整體的計劃和方案，然後再具體落實，避免走彎路。在雙方會談中，他們總拿不出一套整體方案，與我們的方案不對口，致使許多專案難以動手；他們提出的事又總是變來變去，朝令夕改，按照我們的思維方式是“說話不算數”，而我們一旦說了的事就要去做，又不會輕易更改。這種思維方式和變數的不斷碰撞，甚至對對方的誠意產生誤解，經過反覆溝通才弄明白。我們深深感到，美國人與中國人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有著不同的思維習慣和工作方式，彼此之間的合作有一個長期瞭解和適應的過程，對外宣傳也不例外。

第四，“《財富》上海論壇”是一次大型經濟活動。經濟活動脫離不了政治，彼此對政治問題都很敏感，也無法迴避。這次論壇是美國時代華納要求到中國來開的，按照一般常規理解，他們不會有意找上門來惹麻煩，故意把關係弄僵。但他們究竟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他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