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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威之下，《辛丑條約》使中國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秋瑾親身經歷了這一劇變，她憤慨莫名，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那一份俠烈性情，噴湧而出，她決心獻身革命，以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

秋瑾的內心世界已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她的丈夫王延鉤仍然熱中名利，趨跑於權貴之門，酬應於歌樓酒榭，兩人的思想已背道而馳，終於在親友的干預下，兩人分居，這時秋瑾的好友又是一位奇女子吳芝瑛，兩人性情相投，不久結為異姓姐妹。秋瑾在北京奔波革命失敗後，決定東渡扶桑，到那裡去尋找革命的同志。出發前她改穿男裝，特地留影，將一張男裝的照片贈給來送她遠行的吳芝瑛。

秋瑾乘日本的信雄丸輪船，駛出了大沽口。當秋瑾到達日本東京，正是櫻花怒放的季節，日本有許多革命的同志，秋瑾的心情就象那盛開的櫻花。她先人駿河臺留學生會館所辦的日語講習所，埋頭苦學了三個月日語，然後進入青山實踐女校，與劉道一等人組織“十人會”，以“反抗清廷，恢復中國”為宗旨。不久更參加馮自由等人組織的“洪門天地會”，封為“白紙扇”，也就是成了“洪門天地會”抒謀獻策的軍師。她的表兄徐錫麟帶著妻子王振漢到了東京，她感到特別高興，徐錫麟回國後，王振漢留在東京，她悉心照顧王振漢的生活，並帶著王振漢一起和她開展女權運動。她首先創立了“天足會”，以為小腳女人形同殘廢，行動為艱，為了和男子並駕齊驅，女子必須放腳。其次她又主張振興女學，認為女子一定要有學問，要能自立，不應事事仰仗男人，提出：“女學不興，種族不強；女權不振，國勢必弱”的口號。陳夢坡因《蘇報案》亡命日本，帶來湘芬、信芳兩個小妾，秋瑾鼓動她們兩人脫離陳夢坡，並對她們兩人的生活給予妥善安排。秋瑾為人慷廄，舉止瀟灑，了無脂粉氣息，與一般男士相處，十分融洽，黃興、陳天華、陳其美、陶成章、張靜江等都成為她的好友。不久，孫中山由歐洲到日本，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經馮自由介紹，秋瑾成為浙江省加入同盟會的第一人。這時她起名“競雄”，生活中充滿激情。

然而不久，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遭到沉重的打擊，在國內《蘇報》案，年僅十七歲就寫成轟動一時的《革命軍》的鄒容慘死獄中後，清廷駐日公使楊樞唆使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使得中國留日學生的言行受到極大的限制，隨時有遭逮捕的可能。《猛回頭》、《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蹈海自殺，表示抗議，日本政府置若罔聞，秋瑾和易本義、禹之漠等一批留學生扶著陳天華的靈柩回國，在長沙嶽麓山公葬的那天，長沙中學以上的學生一律為陳天華戴孝，嶽麓山白茫茫的一片，秋瑾熱淚盈眶。

秋瑾回到上海，由徐錫麟介紹，她加入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組織的“光復會”，她一面創辦《中國女報》宣傳女權，一面在虹口租界賃屋與陳怕平製造炸彈。由於炸彈不慎爆炸，租界將她視為“危險分子”，她在：“馬足車塵知已少，繁弦急管隆誼稀。幾行滴淚傷時局……江河日下世情非。”的情況下，回到祖籍紹興，主持大通學堂的校務。

大通學堂原為徐錫麟的友人創辦，表面上是開展新式教育，實際上是光復會的訓練基地。秋瑾主持它的校務，也就成為浙江方面革命活動的全權負責人。開學的那天，紹興知府貴福，山陰知縣李鍾嶽，會稽知縣李瑞年，以及許多地方土紳都來向秋瑾祝賀觀禮。 一九零六年，即光緒三十二年，秋瑾留日時“十人會”的領導劉道一在湘贛邊境的萍、瀏、醴起義失敗。擔任安徽警察學生堂會辦的徐錫麟趕到大通學堂與秋瑾約定，一旦時機成熟，便一個在安徽起事，一個在浙江響應。一九零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趁安徽的各級官員集中警察學堂參加畢業典禮開槍打死安徽巡撫恩銘。秋瑾聽到訊息來不及組織。倉促響應，起義失敗，秋瑾被捕。秋瑾熬過了有名的酷吏李鍾嶽的嚴刑拷打，當貴福重新審問她，剛她招認同黨時，她指著貴福說道：“我的同黨就是你！”嚇得貴福面無人色。當審問者問她有什麼遺言時，已經被打得肢體成殘的秋瑾，爬在地上振筆疾書：

秋風秋雨愁煞人！

這年六月六日黎明，她被殺在古軒亭口，還不滿三十三歲。在打掃她的牢房時，獄吏看到了她留在牆上的絕命詞：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時無計愧偷生；

搏沙有願興亡禁，博浪無稚擊暴秦。

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

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