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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雷州也被南征軍攻佔。1926年1月,李濟深奉國民政府之命,率所部張發奎獨立旅和陳濟棠師由雷州渡海作戰。1月22日,渡海部隊攻佔海口,鄧本殷、陳鳳起等乘日本兵艦逃往湛江附近的廣州灣。2月,瓊崖鄧軍全部肅清,南征戰事結束。至此,廣東全省反對國民政府的軍閥勢力已不復存在,國民政府終於統一了廣東。
李、黃、白統治的廣西出兵援粵,使國民政府迅速實現了廣東的統一,為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李宗仁、黃紹竑因故未能到會,但仍被大會推舉為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兼國民政府委員。
兩廣“統一”(1)
廣東、廣西分別實現了統一,這為北伐準備了條件。如果地理上唇齒相依的兩廣在政治、軍事等方面更好地統一起來,即將廣西置於廣東革命政府的直接領導和監督之下,使之成為革命政府的一個轄區,這樣既可增加北伐聲勢,更能免除北伐的後顧之憂。
本來,黃紹竑、白崇禧從1923年梧州起義起,已算是投靠了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以後李、黃、白先後加入了國民黨,李宗仁、黃紹竑又接受了革命政府任命的廣西全省綏靖督辦、會辦職;在統一廣西過程中得到廣東方面的軍事甚至經濟的支援,之後又能應革命政府之請,出兵支援統一廣東。但統一了的廣西是否真願意接受廣東方面領導,李、黃、白是否服膺三民主義,這都是未知數。新桂系統一廣西時,打的旗號一直是“謀廣西自治前途之發展”。實際上,直到兩廣統一之前,李、黃、白新桂系與廣東革命政府的關係基本上還只是一種合作性質的關係,而不是正式的嚴格的上、下屬之間的關係。他們除了名義上接受革命政府任命的廣西全省綏靖督辦、會辦職務外,其他“都是自搞一套”,革命政府對他們還不能進行直接的領導和監督。所以,李、黃、白統一廣西后,廣西一切政治、軍事設施都與廣東方面大相徑庭。民政方面,李、黃、白自行設立“廣西省民政公署”,作為全省的最高行政機關,而不是按廣東革命政府頒佈的省政府組織法成立省政府委員會;黃紹竑擔任“廣西民政長”一職,只是李、黃、白自封的,雖事後有報告,但並沒有經廣東革命政府任命或批准。軍政方面,李、黃、白的軍隊雖取消了“定桂”、“討賊”的名目,但仍稱“廣西陸軍”,由綏靖督辦李宗仁兼任第一軍總指揮,會辦黃紹竑兼任第二軍總指揮,白崇禧任綏靖督辦署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他們沒有像廣東那樣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領導和指揮;軍以下的編制,也與廣東不一致。財政方面,李、黃、白在廣西是自收自支,與廣東革命政府完全沒有關係。黨務方面,廣東設有國民黨省黨部,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領導;而廣西雖有李、黃等黨員,卻沒有建立組織。國民黨中央黨部曾派代表甘乃光去廣西協助建黨工作,遭到李、黃拒絕。為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曾議決要李濟深通知李、黃,“不準自行組織黨部”,桂方本就不打算建立黨組織,這“算”是服從廣東了。當時湖南、貴州等省倡議“聯省自治”的人物也派人入桂,李、黃、白等與那些人也頻繁往來。在孫中山號召舉行國民會議,各省進步勢力紛紛組成國民議會促成會以抵制善後會議之時,李宗仁卻派出代表北上出席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如此等等。
一旦開始對北方軍閥的戰爭,廣西就是北伐軍的大後方。當年舊桂系出兵擾亂廣東,造成北伐後顧之憂的歷史鑑誡還深深印在國民黨領導層的腦海裡。絕不能讓舊桂系的劇情重演。因此,國民政府決心把廣西統一到自己方面來,加強對李、黃、白的領導和監督,使李、黃、白與國民政府同心同德,共同完成消滅北方軍閥的革命任務。
廣東方面實際上早已就這件事作過試探性接觸。當新桂系統一廣西不久,即1925年8月,國民政府就派遣李濟深及其部屬馮祝萬、李民欣、鄧世增等人前往南寧,與李、黃、白作兩廣統一的初步聯絡。據黃紹竑回憶,李濟深等到南寧有三大任務:(1)軍事方面,要廣西共同出兵解決南路的鄧本殷、申葆藩,謀兩廣軍政的統一;(2)政治方面,要廣西按照國民政府頒佈的省政府組織法組織省政府;(3)黨務方面,要廣西設立(國民黨)省黨部。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雖然後來由於突發廖仲愷被刺案、李濟深等人匆匆返回廣東,會談不得不中斷,未能達成具體協議,但李、黃、白在原則上已表示同意,並重申,擁護革命政府的初衷不變,而且第一大任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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