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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西想了想：“這算是什麼工作性質？”

巴菲特小心地考慮著怎麼回答，說：“如果你去了，一切都會改觀的。”

利普西最後去了布法羅，每次以出版商助理的名義在那兒呆一星期，出版商在《晚報》出售後管理著一切。

可是《晚報》仍被禁令嚴重阻礙著。布里安特法官要求報社出示每個週日的顧客名單。晚報的推銷員，工作人員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對手的律師抓住，作為違反法庭判決的證據。有一次他們認為晚報在搞歧視——一個大事件。對方的一個律師馬桑說：“《晚報》的情況不太好，我們有能力規範它的行為。我們可以找到證據，可以接觸到它的記錄。”因此《晚報》基本上是靠聯邦法院的恩賜發行的。

到1978年，《新聞晚報》稅前損失達290萬美元，是巴菲特損失最多的一年。利普西定期從布法羅給他打電話時，對他的鎮定感到驚奇。“他已把所有的錢投進去了，他已讓週日報欲罷不能了，他還受到壟斷制約，可他卻在自我勉勵，對我的電話表示感謝。”

芒格的情緒則完全不同，在有關歧視的事件後，聽到巴菲特要在什麼地方演講的訊息，他十分惱火地給默裡。萊特打了個電話。“告訴沃倫，”芒格激動地說，“你的話他還聽得進，讓他對講話內容注意點。”芒格十分擔心再來一次收費橋樑的指責。對此，巴菲特只聳了聳肩。

可是芒格發現報紙再不能決定它自己的命運了。在藍籌公司的年度報告中，他甚至提到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可惡的官司又費時、又費錢、又無用而且不可預料。《布法羅新聞晚報》的最終命運還是個未知數，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等待。

1979年，也就是藍籌公司買下《新聞晚報》後的第三年，紐約的聯邦法庭推翻了對　《晚報》的禁令和歧視訴訟，布里安特法官受到了嚴厲指責：

對第一次有關動機的訴訟，我們找不到一點證據證明巴菲特先生買下《新聞晚報》是為了擠垮《信使快報》，它沒有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來佔領《信使快報》獨佔的週日市場。

所有的記錄只能證明巴菲特先生想盡可能地辦好《晚報》，而沒仔細考慮過他的競爭行為會給《信使快報》帶來什麼後果。這正是反壟斷法提倡的，而不是壓制競爭。

法律證明了巴菲特的清白。可事實上這場官司已經起了作用。雖然《新聞晚報》仍然主導市場，但《信使快報》每個星期天仍以多10萬份的發行量遙遙領先。在澄清名譽的兩個月中，明尼阿波利斯考爾斯家族的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論壇報業公司買下了這家早報。現在《晚報》仍面臨著一場對另一

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戰。1979年，《新聞晚報》創紀錄地損失了440萬美元。

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損失。芒格回憶說：“我個人做了一次計算——我看了一下我的股票值多少和芒格家族最多能承受多大的損失。”

1980年，利普西開始全天在布法羅工作。巴菲特沒有要求他這麼幹，可是利普西從巴菲特不太隨便的言行中看出他實際上非常希望他這麼幹。利普西自己也深深地捲入了與《信使快報》的戰爭。

利普西負責《晚報》後，《晚報》又面臨著與工人的新的危機。早在巴菲特之前，報紙的13家工會已從公司中得到好處，用芒格的話說就是，“跳山羊般的利潤。”為了打破這種格局，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年初的報告中針對工會寫了這麼一段：

如果布法羅《新聞晚報》發生罷工的話，只能導致報紙停業清算。

送報的卡車司機們想試試刀。1980年底，他們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時候也拿錢——這真是十分要命的事。巴菲特拒絕了。那是12月份的一個星期一晚上，在僵持的第十一個小時，雷。布林，《新聞導報》報社最大一家工會的代表，被人從一個教堂會議中叫了回來，以防止發生罷工。希爾是瞭解巴菲特的，知道他並不是嚇唬人。他勸說司機們不要和他鬥心機。司機們的代表是馬丁。布魯根，他曾當過酒吧打手，在過去一次唯一的罷工中還是小頭頭。布魯根以為巴菲特不敢在與《信使快報》斗的緊要關頭冒這個險。

有人叫來了一個醉醺醺的中間調解人。談判一直進行了一夜。最後調解人轉頭對希爾說：“你看，雷，他們要罷工。”星期二早晨6點，司機們開始遊行。

在其他工會的幫助下，報社開始印報紙。隨後糾察隊佔領了卡車，記者們停止了工作並拿走了紙版，工作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