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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問題是，劉易斯為什麼如此恨巴菲特？這可從他的《撒謊者的撲克》中找到了線索，也表明華爾街不喜歡巴菲特。他在書中描寫了自己的生活，一個年輕的債券交易商，由於把8600萬美元無人要的奧林匹亞約克債券出手給一名上當的當事人而興高采烈。但他也承認為此感到難堪，因為他欺騙了一個信任他的“最好的顧客”。劉易斯賣出的債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想碰到”的。他的這種“光榮”會使他在所羅門步步高昇的。

我知道這樣很不好，其次我現在的感覺比當時更糟。

在描寫巴菲特一文的結尾他寫道：

你可以一時嚇得人們手足無措，但時間一長他會犯錯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巴菲特進退兩難：做好人還是賺錢？

事實上做此選擇的正是劉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想魚與熊

掌兼得的。他反覆申明的“好利潤並不與好行業矛盾”正是對劉易斯和其他憤世疾俗者的理論的挑戰。

當1992年2月中旬劉易斯的文章發表時，所羅門已跳起了歡快的凌波舞。股票恢復到了30美元。世界銀行和養老基金會這樣的顧客也回來了。管理層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數時間巴菲特都呆在奧馬哈。

但所羅門的業務仍在流血。莫漢痛苦地發現公司正在失去賴以生存的主要業務；同時謠言四起說巴菲特准備把公司重新交給債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業務包括投資銀行都取消。光2月一個月就有100名僱員開小差跑了。而8月份還拿工資的人中，有1/3的股東和1/4的銀行家也跑了。就連丹尼斯。波文也跳槽去了貝爾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變情況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堅持所羅門要按軌道行駛。他說，當迷霧散盡，所羅門在各方面都會更強大。沒有哪位手下見他動搖過。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價值所在——勇於堅持自己的路線。財務主管唐納德。豪瓦特說：“他對我說所有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絞，也許巴菲特感到壓力最大的就是不習慣於和對他不忠的人一起共事。“那種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說，“就像血腥的謀殺。也許我們現在談話時所羅門正在失去主要的關鍵僱員。”只要財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結，想結束這種打擊就毫無希望。

Ⅳ—初戀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讓所羅門耗著就是對它的懲罰。他請求財政部早日了結此案，儘管他一向很少對人施加壓力。“快點下手吧，”他說，“我們不想在你還沒想好之時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所羅門接受重罪名和4億美元的罰款。所羅門的刑事律師加利。耐夫臺爾認為這個決定嚴峻得嚇人，他在1990年為之辯護的基德爾。皮博迪的罰款只有2500萬美元，而且沒有罪名，雖然當時它的交易明星馬丁。西加承認了大量的內幕交易。政府對所羅門唯一的起訴只有不正當投標。　（更重的罪名——市場榨空——由於缺乏證據而取消了。）

孩子氣的耐夫臺爾甚至就本案的不足為奇向政府律師團開玩笑說：“哪個寶寶被壞人殺了？”

一位美國助理律師回答：“你對政府撒了謊，這比內幕交易更嚴重。”

最後的決定得由曼哈頓的美國律師奧托。G。奧伯邁爾做出。他與喜歡給白天的投資銀行家戴手銬的前人魯道夫。朱力尼不同，奧伯邁爾是個一向被視作溫和派的法學家。可惜執法人都有要震懾別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羅門有罪。

當耐夫臺爾與他的律師談判時，他發現巴菲特已給了他一件奧妙的武器。8月份巴菲特已答應與政府合作，而且政府認為他沒有食言。因此耐夫臺爾辯解說，如果奧伯邁爾現在制裁所羅門，那麼人們會以為巴菲特的坦率誠實是太天真了。因此制裁不是警告別人以後不要犯罪，而是以後千萬別與政府合作了。本案中巴菲特有很好的表現，不是莫舍也不是戈弗洛德。

4月份本案到了高潮。耐夫臺爾打出了王牌。他、鄧漢和律師羅。奧爾森把巴菲特帶到了政府的律師辦公室。他們在聯邦法院邊上的一座棕色矮樓裡與奧伯邁爾見面。由於這次是巴菲特唱主角，幾位律師都閉上了嘴。

巴菲特隨隨便便地說起了自己的職業。他沒有就本案辯解，倒像為被控謀殺者辯護的鄉村律師那樣大談家庭的正直。同樣，巴菲特沒從正面開始，他簡單介紹了他與所羅門公司之間的幾個里程碑——它是如何開始為伯克希爾賺錢，如何繼續成為他的經紀人，戈弗洛德是如何拯救G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