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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兒。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點錢都會讓孩子們變壞。

這也許有點過於成見了，但結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對金錢很淡漠，並且處於一種隨意和平等的氣氛。在好萊塢的蘋果—滑雪車隊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請每一位路過的要禮物的孩子——這種舉動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維斯身上是絕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們順路走過時，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場，來的人非常之多，於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緊跟時代的老蘇茜影響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時代的上下代衝突避難所。小蘇茜的一位朋友，萊內。葉奇稱之為“安全屋”。人們可以就這麼走進來，把冰箱裡的東西一掃而空。“如果下雪了，城裡堵住了的話，那兒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葉奇回憶說，“坐在客廳裡的感覺真是棒極了。”

蘇茜將房子裝扮成標誌性的明亮的桔紅色和黃色。不僅有她資助下的藝術家們作的畫，還有天瓶宮時期的海報，比如廣為人知的《戰爭對兒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時會下樓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無論他是否已從資金管理行業“退休”了——他通常還是呆在樓梯口埋頭工作，萊內。葉奇又說：

每到週六晚上，客廳總是擠滿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兒，我們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會為我們演奏幾曲。到晚上12點半左右時，就會聽到一聲“蘇珊呀——你上來一下好嗎？”。在這兒沒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覺了，我們就把音樂聲關小點兒。

1971年，蘇茜和沃倫商量在洛杉磯南部的海濱買一幢價值15萬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貴的房子一樣，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臨海。幾把藤椅將它佈置得富有情趣。第一個夏天裡，13個十幾歲的孩子們呆在這裡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從辦公室裡帶堆報紙來，然後自己回去，他對孩子們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帶著這一大幫人去吃晚飯。飯後侍者拿著他的信用卡過來說：“您已用到限額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揚了揚眉毛，然後遞給侍者第二張信用卡，沒有說任何話來顯示他實際上付這些錢是綽綽有餘。

當沃倫為自己參與什麼樣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時候，蘇茜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北奧馬哈黑人地區上了（這兒也是馬爾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誌願者組織做主席以外，還到各個學校進行觀察，而且在北部似乎總有一些差事或任務。（湯姆。羅傑斯，她的一個侄子曾這樣諷刺她說：“噢，難道你是黑人嗎？難道你很窮嗎？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蘇茜的鼓勵下，沃倫開始大膽嘗試了。他們的私人信託基金——巴菲特基金——開始每年為50多名黑人學校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在70年代初期，羅德尼。威德，蘇茜的一個正在推動黑人經營的商業發展的朋友，要求沃倫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懷有“黑人資本主義”幻想的威德，認為巴菲特正是可以協助他，使他的內布拉斯加聯營銀行起步騰飛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紐曼（他的鄉村俱樂部的共謀者）加入了銀行的顧問委員會並且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巴菲特還做了一筆名義上的投資——佔銀行資本的　1。4％。與蘇茜不一樣，沃倫遠遠不是一個天真單純的人，他再三警告銀行的董事們數目失調的少數民族銀行因為壞賬而被迫倒閉。當銀行營運走上正軌後，巴菲特給董事會送去一張令人心驚肉跳的便條，裡面夾著一張報紙報道的影印件，是關於丹佛一家類似的銀行倒閉的訊息。

你應該注意到銀行的總裁說：“當我們開始業務時，我們的計劃是幫助少數民族投資者和那些所謂的小企業。我們做到了，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償還債務的時候對我們卻不怎麼樣，我們就是這樣敗落下去的。”總裁在譴責貸款人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每家銀行都遇到大量壞賬，而當初答應這些貸款者才真正是銀行家的錯誤。

當聯營銀行也限入掙扎的地步時，巴菲特自己離它遠遠的。威德曾建議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學生進行庇護，再教授一些財務方面的知識給他們，但是巴菲特沒作任何反應。“沃倫像一個謎，”威德得出結論說，“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誠實，而且他還很勤奮。但他從來沒有懂得，在咱們這個被圍困的社會中自己所處的富人角色。”當未償債務堆積如山時，這正是巴菲特害怕發生的，他明確地拒絕再追加投資。

威德曾抱怨說巴菲特“根本不瞭解窮人的圈子”，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瞭解這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