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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間房。

每天早早就上了工地，要幹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隊會派人替集體煮飯，菜則要自己攜帶，也就是醃菜、辣椒、鹹蘿蔔之類的，既下飯又可長久儲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熱火朝天地在那裡奮戰，場面氣勢壯觀、振奮人心。我們依靠人工，挖出了寬有二十五米，深度超過兩層樓房的人工渠道。

我穿著勞動布的褲子，褲管捲到了膝蓋，腳著的是橡膠底的解放鞋。已在十二月的寒涼氣候中，可我仍然赤裸著上身，與鄉下人的唯一差別是肩膀上戴著墊肩，那是從上海帶來的。我簸箕裡的土石要比別人多，挑擔時走路的速度也要比別人快，儘管我曾是大城市人——這就是我表現突出的秘密。因為我是上海知青，大家有著較低的預期心理，但我幹起活來，比土生土長的鄉下人更拼命、更吃苦，他們就很感動。那裡的人們是善良、純樸的。

人工渠道越挖越深，到後來已有三四個人高的深度，我肩擔著泥土和石塊，腳踏在沿著人工渠邊挖上去的階梯，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了地面後，把土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後又下去挑下一擔土石。就是這麼地，挑完一擔又一擔，一擔又一擔……一直要天黑才收工。然後，是一天，又是一天……

——這些經歷說起來是枯燥的，但生活本來就是枯燥的，人本來就是這麼地活著。在身臨其境之時，我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只是今天回想起來，覺得不可思異，我怎麼能夠如此長時間地忍受這樣簡單、重複、原始的體力勞動。這使我認識到，人在特定條件下，能夠產生難以置信的毅力和忍耐力，而這種意念的力量其實也就是我人生的主要驅動力。

最後完成的山前渠，看起來氣勢磅礴，一條筆直的人工渠道一直伸展到極目之處，渠道的兩邊，兩條等高、與渠道等距相隔的人造堤壩與人工渠道平行，也一直伸展到極目之處。當我站在完工的渠道旁，自豪感油然而生，這裡也有我灑下的汗水。

這樣的雄偉工程，是當政者的政績，但實際效益卻不是很大。因為這一條人工渠只是取代了已存在的自然河道，那河道本就有把上游的水排到下游的功能，但因為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彎彎曲曲的。而這一人工渠道則那麼地壯觀，展現了那種人定勝天的沖天豪氣。可是，這樣的工程太勞民傷財了，而且還佔用了不少耕地。

當年為修建水利工程，無償地呼叫了農村勞動力。農民們的積極性當然不是很高，可又不敢違背上級指令，只能軟扛硬磨。記得那是在西塘水庫工地上，某天，公社黨委書記來視察。他看到了出勤民工稀稀落落地沒有多少人，勃然大怒，馬上要下屬去調查。那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結論是輕而易舉，就能得出：“階級敵人破壞”，要立即清查。

清查的結果顯示，缺勤的人很多，但大都是“貧下中農”，所以無法和階級敵人掛上鉤。最後，發現毛家窩村的一富農家庭的父子倆都沒有來。所謂富農家庭，也就是說，那父親在50年代土地改革時，被定為富農的經濟成分，而富農在文革中又被劃為“黑五類”，而他兒子那就是富農的家庭出身。

其實這一對父子是請了假，才沒出工的。他們向生產隊長請了假去賣豬。因為隊裡派了他倆的民工差。那樣的苦差，一般農民們都不願去，所以成分不好者就要首當其衝，因為他們不敢牴觸。這父子倆都是單身，長期在外，養的豬也沒法照管了，就只能先賣了。但豬由國家統一收購，所以他們那天把豬送去賣給湛溪街的供銷社，卻正好碰到公社書記下工地視察。

儘管他們缺勤是請了假的，但為要尋找“階級鬥爭”的活靶子，就管不了這麼多了。當天晚上，工地上就召開全體民工的批鬥大會。這一對可憐人，就站在那裡，彎著腰，低著頭，接受批判，連氣也不敢出。最後，批鬥大會結束了。但是，對於階級敵人，“在政治上要批臭，在經濟上也不能讓他們佔了便宜”。所以還宣佈了懲罰性處理：罰款三百元，還要罰他們夜晚加班，完成兩個土方的工作量。大會結束後，公社書記前呼後擁地先離開了。

散會後，我看到那富農的兒子，一個忠厚的農民小夥子，在與黃書記說話。黃書記是個女性公社幹部，約三十多歲，她由上級派駐在西塘大隊。那富農兒子，可憐兮兮地向她哀求：是否可以減少一些罰款。黃書記斷然決然地拒絕了他的哀求。

工地上的悲哀（2）

只見他手摸索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牛皮紙袋，顫顫巍巍地遞上去，說這是他們賣豬剛得到的，一百八十五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