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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望之餘，有人開始找門路了，有的投親靠友，轉到其他地區，有的長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只是在鄉下短暫地住一陣後就又回家了。我們剛下鄉時，走在山前鎮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後來上海人就越來越少了。

我一直堅持在農村，可心態逐步地發生著變化。下鄉之初，我最感興奮、最盼望的是回上海過春節，因為能與家人團聚，能吃到上海風味的食品，能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指點江山。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回家已沒有吸引力了，因為要好的同學大多已進了工廠或上了學，而回到上海只會觸景生情，是苦楚大於歡樂。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附近遇上了街坊三寶，他當年學習不好，沒有考上中學，進了工廠，也就避開了下鄉這一劫。他隨口問起我近況，大吃一驚：“怎麼，你還在農村啊！”——那一刻，我真覺得自己是個徹底的人生失敗者。

當年我離開上海時，隔壁鄰居的女兒小英還是個小孩，可我又在上海見到她時，已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農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賀知章的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詩人的失落。我已沒有回上海的慾望了，見到故人舊物，只能增加我的傷感。

西塘大隊的領導還不錯，給予了我們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顧。小湯擔任了生產隊的會計，小韓擔任了大隊小學的民辦教師，小宋擔任了大隊代銷點的售貨員，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機手。以這些工作安排，就可以避免田間勞動的艱辛。大隊幹部與上海知青非親非故，能這麼做，算是很不錯了。

可我還是在當農民。大隊領導先是讓我去代銷點工作，我推辭了這份好差事。我要繼續奮戰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因為只有在最艱苦的環境中，才有表現自己的機會。

小謝已滯留上海很久了。原生產隊長錢妮不願再幹。大隊就任命我為生產隊長，並讓老農貴修協助我。我很樂意地接受了這一重任，因為我要有所作為，就要有表現的機會。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學。

在“文革”中進行的“教育改革”，廢除了全國統考的大學招生制度，招生是以“推薦上大學”的方式。那時招生的數量少之又少，每個公社才有幾個推薦名額，由基層單位推薦，還要送上級審查後選拔錄取物件。

我目標很明確：我要上大學。所以，我積極努力，在勞動中表現突出，以獲得群眾的肯定和推薦，從而能獲得到大學深造的機會。

我也有過機會，我曾數次被大隊領導推薦上大學。我的表現出眾，那是公認的，所以基層群眾、大隊領導，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薦我。但是，我在政治審查時卻被刷了下來。

在那一過程中，我經歷了熱切期望後的無限失望。那種痛苦、絕望和挫折感，若沒有親身經歷是難於體會的。而且我還不能公開流露自己的內心感受，那就顯得我表現好是“動機不純”。

——與其他知青相比較，我經受了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努力，表現出更大勞動激情，只是因為我更不安於現狀，更希望改變命運。這看起來似乎是荒謬的，卻帶有時代的合理性。我也有過更多的機會，但隨之而來的是挫折和受挫後的心靈創傷。但表面上，我仍然熱誠，積極性不減，那是因為在壓抑情感，憑著毅力在堅持。歸根結底，我只不過是表現出更大的政治虛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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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的悲哀（1）

在南方的農村，農民初春時就投身於緊張的勞動，到秋收後就閒了下來，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養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開始忙起來。

在那如火如荼的“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這個千古習俗就被改變了。冬天就是興修水利會戰的開始，縣、公社、大隊各級都有工程專案，所需勞動力由上級向下面各個生產隊攤派，而出差的勞動力費用也要由生產隊承擔。那個時期農村也興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產隊的負擔過重，農民苦不堪言。而且，由於缺乏一個長遠規劃，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資源的浪費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與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勞動。我參加了西塘水庫和吳城水庫的修建，也挖掘過山前人工渠，體驗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樣的出差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多月。民工們以大隊為單位，住在工地附近的農戶家中。所謂的住處，也只是農戶人家騰出個房間，在泥土地上鋪了稻草，攤開自帶的鋪蓋，一排一排地就地而臥。甚至連婦女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