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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吊膽過日子；為什麼在中學時，我報名去黑龍江軍墾農場，強烈要求卻被拒絕；為什麼我數次被推薦上大學，都在政審時被否決；為什麼我表現積極，入黨申請卻遲遲批不下來。一直以為因我不是“紅五類”，那時才知道我父親還有如此嚴重的“政治汙點”。

不記得那天晚上是怎麼回到家的。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一夜沒睡，凌晨時迷迷糊糊入睡了，可又在噩夢中驚醒，首先跳入腦海的是“敵特嫌疑”幾個大字。我真希望那只是一個夢啊！　我欲哭無淚。天哪，我倒底該怎麼辦呀？我想到了放棄。算了吧，我為什麼要苦苦掙扎，與自己的命運抗爭呢？為什麼要繼續地做無用功？還不如像其他上海知青那樣，回上海去吧。　我感到絕望了，我在絕望的痛苦中思索了好幾天，後來就逐漸地冷靜下來了。我反覆地詢問自己：①是否已經盡了最大努力？②理想是否已經完全破滅？　那時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我想到，我出身固然不好，但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了。我已擔任生產隊長，這是重要的一步。我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應以此為基礎，作出不平凡的業績，以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在那年代的政治術語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專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而“典型”則是指他們中那些表現好，從而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階級”的榜樣。那個時代極其看重家庭出身，但也為政治上需要，樹立一些這樣的典型。　當然這種典型是少之又少，可我對自己說，即使只有一個這樣的“典型”，我就還有機會，我就要成這個“典型”。只要我入了黨，也就有了新的人生。　只要希望尚未全部破滅，那我就要以十倍的勇氣，百倍的努力，繼續奮鬥。當時，我是這樣勉勵自己：“今天我在為前途而竭盡全力，我也許不能如願以償，也許最後無法實現目標，但臨終前我也可以告慰自己：我因為時運不佳、能力不夠，才沒有成功——但已盡力了，我死而無憾。”　我決定繼續留在農村，我還要努力。同時我也去信家裡，告訴他們我剛瞭解的情況。起先，我以為他們早已知道，只是覺得不便於告訴我。從回信中才獲知，連我父親也根本不知道這一組織結論。　事情就是這麼荒唐，如此嚴重的政治結論，本人卻絲毫不知。既然把他視為危險的政治人物，卻又不作進一步審查，以消除這一政治隱患。他就這樣地背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黑鍋，直到我瞭解到此事。　按說，我父親的歷史也不復雜，他1947年重慶大學畢業後，就去臺灣高雄的石油煉油廠工作。當時中國大陸處於內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失敗已成定局，他在臺灣感覺到當地人對大陸人的憎恨，認為臺灣沒有前途，就決定返回中國大陸了——可那時的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是國民黨的統治區呀！後來，我知道還是因為我的大伯。他與一個國民黨的大特務同名同姓，結果就張冠李戴地被懷疑上了。就這樣地，我父親就有了這“莫須有”的罪名。　我父親後來找了學校系黨支部黃書記彙報，大意是自己過了這大半輩子，也差不多了，已無所求，但不能因為個人歷史而影響小孩的前途。他反映了我的處境，請求上級能調查他的歷史，並給予一個政治結論。上級同意這個要求，就開始了組織調查。　——這個政治調查持續了近兩年，最後終於推翻了原政治結論，我父親上級也以公函形式通知了山前公社黨委。但此時這一切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文革”已經結束，已經恢復大學高考制度，大學招生是擇優錄取，而我是透過了高考而上大學的。這些當然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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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為了改變命運

那個時候，我仍在奮鬥之中。但我終於明白了：光表現好是不夠的，我必須有特殊貢獻，我要在領導農業生產中作出不平凡的業績。只有這樣，我才有希望入黨，只要能入黨，也就能把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農業生產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會了，挑擔、推車都不比當地農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這已不夠了，我還要進一步掌握農業知識。　我就向貴修老頭學習，他在村裡年紀最大，也是本村人，不僅熟悉二十四節氣等相關的農業知識，而且對當地的田地資源情況最瞭解。我常請貴修喝酒，虛心請教。一個上海知青，這麼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樂意傳授經驗。我們結下了友誼。　在生產隊中，農民的勞動力和勞動技術決定他們工分的底分，所以他們要掌握技術活，但他們不是都很懂農業生產知識，因為生產隊幹部負責生產的組織與計劃，他們才必須知道農業知識。　還有那些年紀大的農民，在集體化前是單幹務農，所以還懂得農業知識。貴修就是這樣的老農。由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