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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嘯虎是銅山縣著名的大漢奸,徐州外圍和銅山縣的偽軍全屬他指揮。是日本人信得過的賣國賊。籍興科投了他,他便從日本人那裡調來坦克、大炮和人馬,由他親自率領,氣勢洶洶地殺向湖西銅山三區。
耿聾子本來就害著“恐日病”,那裡經得起打著東洋人旗號的金嘯虎的衝擊!槍聲一響,耿部便調頭鼠竄、繼而瓦解了。耿聾子本人帶著僅剩下的六七個兵向西南逃去。最後,投靠了在蕭縣北部活動的耿蘊齋部。
耿蘊齋原來參加過共產黨的,在白色恐佈下自首變節啦。地方淪陷後他開始在蕭縣北部拉武裝。名義上編為湖西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下面的一個營,實際上也是心懷鬼胎,最後還是叛變了。
耿聾子投靠他之後,便以蕭北為依靠,經常向銅山三區突擊抓人、殺人,罰槍罰款,繼續擴大實力,重整旗鼓。
正當耿聾子在蕭北重整旗鼓的時候,湖西人民抗日義勇總隊二十三大隊在銅山三區活動的很順利,部隊由幾十人發展到二百餘人。蘆樓鄉的鄉自衛隊和鄭集一帶武進禮的杆子會武裝也都拉歸我們了。同時,蘇北特委又建立了銅北工委,並籌建了銅山三區的人民政權。
5、銅北辦事處
國民黨中央於1939年1月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確定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以及它透過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給耿聾子這個從國民黨政府小職員出身而又野心勃勃的反動政客打了氣,壯了膽。
銅北各鄉村中,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地主與地主之間,以及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這樣那樣的矛盾。淪陷後,在困難深重之際,上述矛盾各方,特別是他們的青年子弟紛紛起來抗日,不少人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並肩作戰,過去的矛盾被沖淡了,有的甚至瓦解冰消。但是在毛寨鄉中的一場已經持續了多年的階級鬥爭事件卻在繼續著。矛盾的雙方:一方以惡霸地主劉自修及其弟劉自強(劉大樓人)以及劉愛勳(黃廟人)等為首,一方以農民劉光涸及其子、共產黨員劉大來和李成棟(李化民)為首。戰後,他們分別歸到國共兩方,互相對峙。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掃蕩時,恥聾子這個銅三區區長逃往肖北,遲遲不歸,劉大來、李成棟分別成了共產黨領導的銅三區的區委書記和區長;劉受勳則成了頑方銅三區區長,劉自修成了他的高參;到了四月,恥聾子捲土重來,並一躍而為江蘇省保安第二縱隊少將指揮官,劉自強則成了耿聾子的高參,視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為眼中釘,鬥爭顯然就激化了。
耿聾子從口頭抗日、實際恐日開始,到敗於日偽軍及籍興科部的聯合進攻之後,到後來或明或暗地同日偽軍勾結,聯合*,並在敵人囤集重兵的戰略城市——徐州的眼皮子底下,修建了他深溝高壘的“烏龜殼”——“新徐州”(李單樓)。這就使他構成了一個掛著國民黨的招牌,卻背靠日、偽,有恃無恐地殘害民眾,積極*的新格局。
1939年4月中旬,耿聾子和暗中歸依他的叛徒二十三大隊長袁曉天密謀製造了“瓦礦事件”。袁曉天,原系沛縣青墩寺小學學生運動中的“八大革命”之一,後叛變。徐州淪陷後,為了團結抗日,我們不計前嫌,吸收他參加了二十三大隊。袁任二中隊長時只有六條槍,隨我二十三大隊活動一段時間後,力量不斷壯大,已擁人槍四十多。可是在榮溝橋戰鬥失利後,善於投機的袁曉天一見形勢不妙,受耿聾子拉攏意欲投奔頑軍。為準備向頑軍的“進見禮”,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舊曆),袁曉天約李化民區長去他駐地(瓦礦村)議事,適化民有事,另派二十三大隊楊海天、司元黃前往。楊到瓦礦後即被袁扣押,後來楊海天被託人救出,袁即率隊投向耿頑。耿聾子利用他的權勢,威逼原蘆樓鄉武裝,二十三大隊三中隊長李世華向他投靠,三中隊後來只有李來崇為首的一個排,頂住了耿聾子的壓力,其餘則隨李世華並攜輕機槍一挺,投向耿聾子。
蘇魯豫區黨委針對耿聾子的*逆流,積極在銅北採取措施,根據豐、沛、銅一帶的群眾覺悟程度和革命形勢,決定在這一帶邊境建立縣級政權機構——銅北辦事處,由郭影秋任主任,當時郭影秋未到任,副主任閻樹棠主持工作。同時以黃河大隊的一個連的兵力為主,集合地方力量,整編成了銅北獨立營,下屬三個連,約三百人,由趙峙宇任獨立營營長,周鋒(周惠林)從銅四區調任獨立營政委。幹部陸續集結,開始活動於銅三區西北部的沛銅邊境一帶。銅北辦事處在銅北、沛南樹起了抗日*的旗幟,團結了相當一部分知識青年與進步人士,除銅北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