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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仇恨或疑懼的態度，不容忍共產黨的發展。第三，有的國民黨具有正統思想。認為儘管是國共合作，但國民黨是執政大黨，有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是抗戰的領導者。共產黨只能在國民黨領導下參與抗戰，應聽從國民黨指揮。甚至有的國民黨人竟認為國共合作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因此，當山東共產黨為了抗戰，為了生存，而發展力量，尤其是建立抗日*政權時，他們就千方百計地對共產黨進行壓制和摧殘。

“太河慘案”發生後，*對秦啟榮、王尚志的*罪行進行了揭露和抗擊。4月10日，*中央北方局指示：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要進行堅決反擊。17日，張經武、黎玉通電全國，揭露秦啟榮堅決*、破壞抗戰，製造太河慘案的罪行，呼籲全國主持正義，嚴懲禍首。19日，《大眾日報》發表題為《敵乎？友乎？》的社論，揭露太河慘案真相。“太河慘案”發生後，秦啟榮、王尚志遭到共產黨的嚴厲譴責和軍事上的反擊，在山東國民黨內部也普遍受到批評和指責。然而，正當他們十分孤立和被動的時候，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下令嘉獎秦、王二人，讚揚其：“能戰敢為”。同時，國民黨中央駐山東黨務特派員裴鳴守也一再表示堅決支援秦啟榮、王尚志在太河的舉動。國民黨上層的這種做法，對山東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不少原來與共產黨有合作關係或保持中立態度的國民黨人，紛紛向右轉，沈鴻烈、秦啟榮搦：等頑固派*氣焰更為囂張，提出了“寧偽化，不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動口號，“磨擦”更加頻繁劇烈。

在這種情況下，山東共產黨組織及其武裝以抗日大局為重，正確地處理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聯合與鬥爭的問題，既堅決回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又保持必要的忍讓，盡力維護山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在策略上，根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原則，把沈鴻烈和于學忠（蘇魯戰區總司令）這兩個國民黨在山東的代表人物加以區別，制定了“擁護于學忠，聯合東北軍，孤立沈鴻烈，打擊秦啟榮”的方針。成功地建立並維持了與于學忠的*關係，使山東國民黨正規軍在“磨擦”與反“磨擦”鬥爭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秦、王所為也激起廣大抗日軍民的義憤，就連國民黨內部亦多有責議。其時，省政府所在之東里店，對其空氣的壓力頗大。不論是黨內、黨外，交相責難。在此情形下，秦、王等為混淆視聽，大肆散佈太河事件是王部“討逆”，解決“叛軍”李人鳳部。其實，此是一年前舊事。1937年底，日軍侵入魯北時，為組織民眾，保家衛土，臨淄西關小學校長李人鳳與臨淄縣長馮謙光等人在臨淄城成立了一個“青年抗戰人員訓練班”，組織“學生志願軍團”。1938年1月臨淄城淪陷後，縣長馮謙光逃走，李人鳳則以訓練班和學生軍團為基礎拉起一支抗日武裝，暫時使用王尚志部番號，編為王部第三大隊。不久，李人鳳等人因不滿於王尚志所為，率部轉編為山東八路軍第三支隊第十團，並解散了王尚志設在臨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釋之。王部稱此事為“臨淄事變”。太河慘案與此事並無內在聯絡。秦、王宣揚此事不過是藉以掩人耳目，抹煞其殘殺八路軍幹部、戰士的罪行。為打擊秦、王的反動氣焰，4月20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及第一支隊（原第八支隊）奉命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王部見勢不妙，東逃臨朐。就在這時，秦啟榮連夜從東里店趕至王尚志臨朐鹿皋駐地，對王尚志的東逃表示極大的憤怒，親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襲擊八路軍悅莊一帶駐地。沈鴻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為團長的所謂“調查團”，一面令王部避駐於吳化文防區。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則對秦啟榮“傳令嘉獎，並記大功一次”；嘉獎王尚志部為“能戰敢為”，發給獎金2萬元。可見他們在*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太河慘案本身就是在國民黨中央消極抗日、積極*和沈鴻烈山東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援、指使下由王尚志部製造的嚴重的*流血事件。太河慘案剛平息不久，秦啟榮即於8月間，糾集所部先於萊蕪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駐雪野後方機關，製造了“雪野事件”，繼而於淄河圍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第四支隊，製造了“淄河事件”。由此，秦啟榮被抗日軍民斥為“摩擦專家”。太河慘案對山東抗戰和反磨擦鬥爭產生了深刻影響。

共產黨肅託的訊息傳來，七路內部的上層人物更是幸災樂禍，手舞足蹈。

2、朱世勤其人

湖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