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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相對價格計算的結果更加不公平。相反的情況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服務的價格相對於產品會上漲。如果窮人消費的產品的比重超過富人，他們從增長中獲得的好處就比富人要多。主要的推論是，儘管初始的收入分配可能比按照國內相對價格計算的實際效果更不公平，但其通向公平的速度可能比資料顯示的更快。這又強化了如下的觀點，窮人在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可能獲得更多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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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13）

最終的結論是，過去20年以來，世界上的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狀況很可能有所縮小，因為主要亞洲大國的相對快速的增長。這同時可能伴隨著許多國家內部不平等狀況的加劇，最富裕的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與最貧困的國家的相對比例拉大，高收入國家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絕對差距也有擴大。但後者不過是歷史留下的殘酷現實，在1980年的時候，國家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絕對差距不可能馬上縮小，只有當相對收入的差距足夠縮小後才有可能。

不過這樣的描述沒有考慮到，許多國家並沒有得到快速增長，其中大多數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國家的增長速度也不行，此外還有20世紀90年代以後進入轉軌時期的中東歐國家，特別是前蘇聯各國。例如在90年代，根據世界銀行的人類發展報告，佔世界人口總數12％的54個國家的真實人均收入出現了負增長，佔世界人口總數26％的另外71個國家的真實人均收入的增長率也只有0～3％。３３類似的，根據世界銀行對於全球化的研究，總計擁有11億人口的許多國家在1980~1997年的真實收入水平陷入停滯。雖然有許多國家的糟糕表現，但世界的總體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仍然可以繼續（隨著中國人的平均收入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就很可能發生），不過，世界貧困狀況的規模和地區分佈卻會受到顯著影響。這個話題與收入分配一樣令人煩惱，下面我們就轉入相關的討論。

增長和貧困

從所有指標來看，直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的不平等狀況都在擴大。自那之後，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主要是因為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迅速成長。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了解推動導致世界不平等狀況在過去兩個世紀長期擴大的原因是什麼。這就是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從英國開始、極不平衡地擴充套件到全球的結果，其影響波及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在此期間，越來越多的人得到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大幅度的改善，而極少有人的情況惡化。但這樣富有活力的增長必然是不均衡的，因為氣候、資源或政策方面的優勢，世界上某些地區更能利用增長帶來的新機遇。同樣，在某些國家內部，例如中國或印度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某些地區可能比別的地區更容易抓住發展機遇。要怨恨這樣的不平等的增長，就等於是在怨恨增長本身。它相當於說，與其讓某些人先富起來，即使到最後會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也不如讓大家繼續保持同等的貧窮。

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關心貧困的變化要比關心不平等更有意義。雖然這方面的統計資料也存在某些爭議，但我們仍可以得出部分有說服力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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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14）

一段時間以來，世界銀行對於絕對貧困水平的定義是，按照1985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的收入低於1美元。布吉翁和莫里森也使用這個標準對於1820年

以來的絕對貧困狀況進行了分析，與他們考察的不平等狀況的變化同期。３４他們從中得到了三個有趣的結論：第一，絕對貧困的人口數量從1820年的9億人增加到了1960～1980年時期的峰值13～14億人，然後逐漸下降到1992年的不足13億人。第二，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從1820年的超過80％，下降到20世紀初期的2/3，1950年的近50％，1980年的32％，以及1992年的24％。人數的增加和比例的下降反映了產出的增長和人口的繁衍之間的競賽，特別是在貧困國家。1820年，世界的總人口只有10億多一點，到1910年達到17億，1992年則已經增加到55億。

在這個領域，布吉翁和莫里森的研究又給我們提供了保持樂觀的理由。總體來說，絕對貧困現象雖然還不少，但相對於數量大大增長的總人口來說已下降到不足1/4。當然，我們還必須仔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