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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有某些擴大與增強。他還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裡面那些虛假不實的描寫，並認為母親把《東方欲曉》改成《芳菲之歌》沒有必要。

我認為作家不應對自己已發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這樣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點，宜應在新的作品創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發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樣，先請人閱讀，提出意見，進行修改後才發表。

母親確實沒有在作品出版前，廣泛聽取意見，反覆認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樣，致使稿件在還存在很多問題的情況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後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編大造，迎合讀者。這樣的大改確實沒必要。

……

母親的思想雖然有比較開放、開明的一面，但多年黨的教育，錘鍊了她的黨性，又有緊跟《人民日報》，緊跟檔案，緊跟領導的一面。她雖只有初中文化，可家裡藏書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對“四人幫”那一套從感情上說反感，卻沒有勇氣反對。她總覺得自己年歲大了，來日無多，怕一事無成，虛度光陰，只好上面提倡什麼就寫什麼。

我寫《血色黃昏》的時候，母親正在寫《東方欲曉》。她堅決反對我寫插隊那一段經歷，為此還與我斷絕了關係，說我的書是大毒草。我沒有聽從她的話。我的宗旨就是忠實於生活，實事求是，絕不美化。因為我看到的真實與報刊廣播電視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樣，充斥於四周的虛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書虛假。

實踐證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她的《東方欲曉》買的人寥寥無幾。

因為真實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氣再大，寫的東西虛假，照樣沒人看。

寫到這裡，我要替母親說兩句話。《東方欲曉》的失敗，那個秘書也有某些責任。母親寫作這部書稿時，正是和那個秘書關係最密切的時候。他給母親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淺的餿點子。

通常，母親是自己構思寫作的。但有時候，遇到卡殼時，她也會和秘書切磋，探討書中人物的刻畫及情節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親時，親眼看見秘書興奮地，繪聲繪色給母親支招兒。

明明問題一大堆，他還對母親過分地吹捧，更助長了母親判斷上的失誤。

沒有這個秘書的時候，母親創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麗。她憑著自己的樸素藝術本能，憑著曾經生活在她身邊眾多的死去的戰友身影，突破了當時文藝上的禁錮，把一個小資產階級味兒十足的知識女性當作全書主角，還大膽描寫了她的連續不斷的愛情，這都是反潮流的，先鋒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後，在有了那麼一個專職秘書協助她創作《東方欲曉》時，受格調不高的人影響，作品卻失去了最初那種朝氣的、真實的、與眾不同的個性，變得世俗、虛假、循規蹈矩、緊跟形勢，了無新意。

所以，我認為母親創作上的失敗，多少也跟她選錯了助手有關。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這個伶俐過頭，愛說瞎話，品行有問題的秘書沆瀣一氣，靈魂不會淨化。我曾想過，如果母親的秘書是一位特別崇敬彭德懷、張志新的人，剛正不阿，母親與這樣的助手耳鬢廝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她所寫的《東方欲曉》絕不會慘敗。

慶幸的是母親自己後來也意識到了，並盡力修補。

在小說《英華之歌》裡，母親有了進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肅託反特。這是在根據地真實發生過的事情，雖屬個別，影響巨大，一些相當優秀的幹部，被當作託派、特務無端殺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衛軍政治部主任李曉初被當作託派處決，這是一位1934年的老黨員，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的入黨介紹人。這位同志蒙冤45年後，於1985年被平反昭雪。還有母親的老戰友，原冀中婦救會主任趙亞平的丈夫張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鮮同志，參加過海陸豐起義，在蘇聯第三國際工作過，卻被當成“特務”秘密處決了（1983年被平反）。趙亞平因掌管冀中半邊天而被賀龍戲稱為“趙司令”，也受到株連而被降職。

過去從沒有人寫。母親把這個血的教訓，寫在了自己的書裡，從而增加了全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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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創作上的教訓（3）

但人是矛盾的。母親能公開承認“自己狂妄自大”，能公開承認“自己寫的《東方欲曉》失敗”，能公開承認“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開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記》一書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