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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傻瓜化”。

另一方面，消費者在對各種馴服的消費品施行獨裁時，也同時被消費品施行著獨裁－－“平均化”的獨裁。無論是電視還是傻瓜相機，它們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樣地對消費者進行著“平均化”的處理，把人與人的差異降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說，各種產品的生產者透過大規模地複製出各種“大路貨”，自覺不自覺地使消費者在總體上成為“大路貨”。一個攝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機的，因為傻瓜相機在有效地避免了失敗和風險的同時，也同樣有效地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扼殺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作品之間的差異。

由此我們更加明確了一點：大眾文化產業，尤其是大眾化傳播媒介產業同時造就的兩種東西（消費者與消費品），一路貨色（平均化、整齊劃一的大眾與平均化、整齊劃一的產品）。

基於以上立場，我們就不難理解喬治？吉爾德為什麼把電腦技術以外的許許多多電子技術（尤其是電視技術）稱為“消費者電子學”（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按照我們前面的說法，我們也可以把“消費者電子學”直接稱為“傻瓜電子學”。受這種“電子學”（電子技術）支配的種種產品（從“傻瓜相機”到“高畫質晰度電視”）都在有意無意地造就或助長一種文化－－“消費主義文化”，即為平均化的消費者－－“大眾”－－所擁有的文化。

８．３　從按摩到挑戰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電腦使用者（使用者）仍然是“消費者”。然而從文化意義上講，電腦使用者與電視觀眾（典型的消費者）具有質的不同。電視觀眾閒置著雙手，被動地、集體性地接受電視的按摩，或者說，接受由電視臺複製出來的無數雙“看不見的手”的按摩。相反，電腦使用者伸出自己的雙手敲擊著鍵盤，與電腦進行著真正意義上“交往”。

人與電腦相互挑戰並各自作出應戰，雙方在索取的同時也在被索取，在向對方敞開自身的同時讓對方向自己敞開，在這一過程中共同“改變、豐富、塑造、修煉”自身。所以電腦使用者說到底是“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

正如吉爾德所看到的，電腦使用者把電腦當作是一個為他們在經濟、技術和文化上積累資本，富有創造性並預示著未來的工具。在美國，電腦在１９９３年的銷售量是５０００萬臺，而每臺電腦的價格比每臺電視機的價格高出近４倍。電腦的市場比電視和電影的市場加起來還要大，比如１９９２年美國的電腦產業的總銷售量是１６１０億美元，而電視和電影產業的銷售量加起來也只有１０４０億美元。電腦硬體的銷售收入是電視機銷售收入的６倍，家用電腦的銷售量每年以１０倍的速度增長。更重要的是，電腦買主的綜合素質要比電視買主的高得多。電視買主來自中等收入階層，他們用４００美元買一臺電視機；而電腦的買主幾乎都來自高收入階層。他們總是受過高等教育（在美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收入的高低是相應的），用大約１５００美元買電腦硬體，再用１５００美元買軟體和外圍裝置。

吉爾德指出，電腦與電視的“最關鍵的差異是這兩種裝置在用途上的差異”：

看電視的人幾乎是在用電視來愚弄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而ＰＣ機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們的機器使自己變得更富有、更聰明、更具創造性。ＰＣ機的買主也是一種新的應用和附加裝置的創造者，而電視機只是一個消費品。ＰＣ機是一種供方投資（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它使家庭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重新成為中心角色。資本主義生產被轉化為一種對於現階段出現的家庭、文化和社群危機的治療性力量。

電腦與電視在用途上的不同，緣於它們在“稟性”、“脾氣”上的不同。人與電視的關係是不平等的－－電視像奴僕一樣迎合著人，儘可能地讓人感到舒適、自在，雖然實際上它是像靡菲斯特反過來奴役浮士德一樣地奴役著人。

人與電腦的形成的卻是平等相處、相互溝通、相互促進的關係。電腦從來不是拿來就可以用的馴服工具，它對人提出各種條件和資格要求。透過鍵盤來操作電腦與透過遙控器來操作電腦決不可同日而語。一匹駿馬常常同時就是一匹烈馬，只有優秀的騎手才能駕馭它。同樣道理，電腦不是像“傻瓜相機”那樣的可以隨便上手的工具。電腦強制性地改變著它的使用者，它是人的嚴師和諍友，它向人許諾和提供的不是廉價的、消遣性的“輕鬆愉快”和“自由自在”，而是在透過無數次的挫折、摔打、掙扎贖來的深刻、強烈的自由感和成就感。電腦與電視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