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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鄉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但是，他遇到的麻煩肯定不小於當委員長。

戰時首都，大量湧進的難民、政府機關、學校、工廠和其他人員，以及留川軍隊和各戰區大部隊人員的供給，加上日軍四方八面封鎖和連年乾旱，吃飯成為第一難題。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決數萬名從陝西翻越秦嶺來到川北的難民的吃飯問題。蔣介石指示四川省難民賑濟委員會將少壯者分別送往昭化、廣元、劍閣、蒼溪、閬中、梓潼、綿陽、巴中、通江、南江等十縣，安置在集體墾殖農場勞動；對老、弱、病、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由廣元縣專設一個收容所來收容。幾天之後，又一批黃泛區難民一萬五千多人，由秦嶺源源不斷進入川北。蔣介石又一次硬著頭皮，撥出錢糧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他叫川省難民賑濟機關，在川陝公路沿線設定黃河災民配運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鐵鍋，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飯，災民隨到隨吃。然後在配運站住下集中。由配運站將難民們分別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安排生產。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兩個月，來川難民已近十萬，吃喝拉撒，攪得他不得安寧。於是，便在省府內成立墾務委員會，專門負責將來川難民統籌安排到指定地方墾荒屯田，生產自給。墾務委員會在四川劃定兩大墾殖區：第一區，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犍為、涼山；第二區：松潘、理番、欒功、清化、汶川。兩區計劃開墾土地二十四萬畝，可收留難民數萬人。

中賑會還在成都、重慶、合川等地開辦賑濟工廠若干座，將四川各縣收容的難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選擇入廠工作。

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安頓了無家可歸者，但卻加劇了整個大後方糧食的緊張。在蔣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個月時，康定等地的米價一下上漲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紳糧代表嚴昌齡、李伯申、邵從恩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財政部，對四川省府當年預算高達一億元以上提出抗議。電文說：

僅田賦一項，一年三徵九成，川民已感絕大之痛苦；

而各縣隨糧附加，比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請中樞體民疾苦，核實緊縮預算，將一切不急之務明令罷免，俾創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蘇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辦事處又分別致電蔣介石、國民參政會、行政院及省府各單位，申訴川民不堪再增負擔，呼喚核減省府預算。

這些電報、抗議，都是針對省府的預算而來，作為省主席的蔣介石當然明白，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眾對他的重稅進行抗議。

3月13日。

成都地區米價暴漲，高價米也很難買到。民眾難熬春荒之苦，遂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前往搶米現場武裝鎮壓，曾打死打傷不少無辜的市民。

蔣介石在重慶得到報告，覺得問題嚴重。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歷來是有名的米糧倉。蔣介石原來也希望以川西壩子的米糧倉為後盾，建立抗戰復興基地。哪知，現在米糧倉裡頭卻鬧了糧荒。蔣介石思前想後，覺得不可思議，怎麼也不相信成都地區會缺糧吃。最後，他認為這絕不是真鬧糧荒，而是個別商人利己思想嚴重，在故意搗鬼。於是，他馬上給成都行轅主任兼省書秘書長賀國光和川康綏署主任鄧錫侯去電：

據報成都米價陡漲，確係好商大賈囤積居奇抬價，應即查明，不許再有囤米，買賣“倉飛”交易。

賀、鄧二人在處理搶米事件中，雖然也採取強硬手段查禁打擊囤積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穀確也不豐，用行政手段也無法把米價平抑下去，飢餓的人群到處搶米的事件仍在各地發生。

蔣介石決定在省府設立物價平準處，採取更加霸道的強硬手隊取締囤積居奇，推行平價購銷。5月19日，又令省糧食管理委員會普查全川糧食，以便摸清底數，穩準狠地打擊不法糧商，並規定所有糧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時由政府平價收購外，其餘的限令在四個月內將糧全部出售給市民。

這一措施絲毫也未緩解市場糧食緊缺的問題，而且糧價還較以前更加兇猛地上漲。

糧荒風潮席捲著巴蜀大地。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後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省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