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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綱的第一次進京。

郭德綱第一次進京的心態是急功近利的，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當大腕兒，要一場掙好幾萬，這是我現在最看不起的心態，但當時，就是抱著那個心態來的。”

當時的全總說唱團裡，相聲演員有高英培、孟繁貴一場，崔金泉、馬志存一場，陶大為、郭德綱一場，同臺演出的歌唱演員則有韓笑、蘇紅等人。除此之外，有一個負責檢場的藏族小夥子名叫楊紅，幾年後這個小夥子在全國大紅大紫，只不過觀眾知道的都是他的藏族名字——洛桑。

留在全總說唱團之後，陶大為郭德綱二人馬上隨團赴四川演出，之後就是在四川、河南各地幾個月的巡演。巡演回來後，團裡對他們這兩個年輕人比較滿意，準備開始給他們辦理工作手續、調動人事關係。正在此時，北京爆發###，團裡的調動工作被突如其來的變故打亂，他們二人也只得離開北京，重回天津曲藝團的青年隊，但郭德綱不久也離開了這裡。

1992年左右，郭德綱開始在天津一些區屬的小劇團搭班唱戲。他唱了半年的河北梆子、一年半的評戲，大花臉、小花臉、老生、小生、彩旦，他全唱過。

小劇團的演出很不正規，有時候非常狼狽。一次去河北文安縣農村唱戲，戲臺是在村子裡露天搭的，臺底下觀眾坐的都是用破竹片之類搭起的座位。演員在臺上演出，臺口有一個工作人員拿著小本兒記。演員在臺上翻跟頭，底下有人喊好，只要一喊好，小本子上就得記著：這人加五毛錢。一個甩腔，底下又有喊好，這也得記著：又五毛。

後臺常有村裡的老太太抱著孩子去串門，看著看著就和演員說：給我們孩子畫個臉兒吧！後來知道，照當地的舊風俗，給孩子畫個臉兒再抱著在戲臺上走一圈，孩子能長壽。每給小孩畫一個臉兒，後臺要收五毛錢，可就為了這五毛錢，後臺的演員差點沒打起來，因為有演員正式提議，這五毛錢得充公，再集體分配。

“遠瞧逃難的，近瞧要飯的，走近留神看，梆子劇院的。”這是當時這種小劇團裡演員們自嘲的順口溜。

這期間，郭德綱又去過一次北京，這第二次進京很快也以失敗告終，只待了三四天就返回了天津。唯一的收穫是一天夜裡從民族宮一直走到大柵欄的小旅館，出發時穿上的新鞋子在腳上磨出來的幾個水泡。

迴天津後，郭德綱嘗試過做生意，他在第二文化宮附近包了個一千平米的場地想搞劇場，那場地的租金是一個月五千，這在當時，對於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實在是天價，他鉚足了力氣也沒掙回這些房租來。直到最後債主逼門，郭德綱實在無計可施，賣了家裡的一套房子還債——也正是這次賣房還債，激發了他和妻子間的矛盾，二人後來因感情不和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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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5）

此後的郭德綱陷入了茫然，他決定要離開天津。可是去哪？最後的結論還是北京。

這是郭德綱第三次進京，這個決定，郭德綱確實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才做出的：“當時，我自己想，我會說相聲、說書、寫東西、唱京戲、唱梆子、唱評戲——就憑著這幾樣，到了北京我能養活我自個兒，我餓不死。我有這個自信。我也仔細分析過80年代、90年代走紅的那些說相聲的笑星、腕兒，我挨個看——這個這點不如我，這個這點兒我比他強……挨個兒分析了一遍之後，我說，成，他們捆到一塊兒也不如我。我要去的話，哪怕在北京頭破血流、折條腿，回來之後，這輩子我不冤。我如果不去的話，在天津找個工作，一個月掙這麼一千塊錢、八百塊錢，娶個媳婦生個孩子，等到我八十了，開啟電視，我只能跟孩子說，瞧見沒有，上邊這孫子當初還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強。那時候，我孫子得問我：你早幹嘛去了？——這是支撐我的一大信念，不成我也得去試試。”

郭德綱這次進北京是1995年的秋天，他把自己的藏書、資料、桌子等等物品都寄存在一個朋友處，孤身一人來到了北京城。他在青塔附近租了一間小平房，為的是那兒離地鐵近一點，交通方便。房間總共也就大約###平米，裡邊除了一個床鋪就什麼都沒有了，在一段時間裡，郭德綱寫任何東西都得是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在床邊上寫。

不久，郭德綱認識了一個自稱是中央電視臺工作人員的人，他覺得自己看到了光明。他透過這個人認識了幾個影視公司，開始了他的編劇生涯。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開始接觸混跡在中國電視劇界的形形色色的騙子。同時，豐臺區蒲黃榆附近有一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