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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後，陳伯達之流企圖整垮范文瀾，誣陷他是“保皇黨”，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此時，毛澤東出面干預，陳伯達之流的陰謀才未能得逞。不久，在慶祝1966年國慶大會上，范文瀾被安排上了天安門城樓。那天，他站在城樓東頭，離毛澤東較遠。毛澤東看到他後，特意走過來，對他大聲地說：“范文瀾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澤東用這種特別的方式，公開表示對范文瀾的保護。1968年7月20日，毛澤東又派人到范文瀾的住處傳話，說：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還是按照你那種方法寫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還要包括現代。長期陷於鬱悶無為的范文瀾，一時獲得巨大的鼓舞，他立即行動起來，組織修訂和續寫的班子，制定計劃，其中包括將他的《中國近代史》整個拆散和大規模補充重寫，以及制定續寫1919至1949年現代史部分的計劃。但是，他當時體弱多病，一心想搶時間完成毛澤東的囑託，而不願住院治病，終因衰弱病重，未能如願，於1969年7月29日逝世，終年76歲。他生前發表了一百餘萬字的著作，所得稿費全部上交國庫，身後無一長物。&nbsp&nbsp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范文瀾小傳（4）

1979年，在范文瀾逝世十週年之際，史學界同人選取錄了他的17篇文章編為《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出版，以表達對這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深深的紀念。&nbsp&nbsp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作者點評

建國以後只要對中國歷史稍有涉獵者，都會知道範文瀾先生，知道他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一書。這部通史，為我們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作出過重大的貢獻，曾使新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對我國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 范文瀾先生最初並非從事歷史的研究，而是從事古典文論、經學和音韻訓詁學方面的研究。他的《文心雕龍注》問世時，在文論界獲得好評，其中考據的味道尤其濃厚是一個重要原因。其時，他年僅30餘歲，如果他一直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或許會成為龍學大家。我們知道，起初，范文瀾對新文化運動並不感興趣，而是熱衷於古文研究，所以連當時最為時髦的語體文他都還寫不來，而在大學畢業後作蔡元培私人秘書時，范文瀾因此而不得不辭職。後來，他的學術生涯出現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大轉折，從研究古文轉向了研究歷史，這一重大轉折，既有歷史的偶然，也有其人格因素上的必然。“五卅”運動，是他在思想和學術上的一大轉折點。他從書齋中走出的同時，就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和中國人民的命運聯絡在一起了。他順應歷史潮流，學寫語體文，表現出他自覺學習新生事物的學術進取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的事業做了不懈的努力，且數次入獄，表明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覺悟、成熟和堅定不移。 他對歷史學研究的最早貢獻，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撰寫了一部前人所未有過的中國通史。這部通史，肯定了歷史中的人民革命，辯證地評析了歷史中帝王將相的作用，充分提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全面敘述了中華民族的真正歷史。由於有了他的這部歷史，使後來的中國歷史著作有了行文法則。 其實在范文瀾的學術淵源中，有著浙東學派注重當代史、經世致用的觀點的影響。早在抗戰前夕他寫的《大丈夫》一書，就已顯露出把著述與國家民族命運相結合的傾向。到河南以後，他投身於抗戰動員和宣傳工作，並針對抗戰時局撰寫了一系列文章，這都意味著他的學術品格中具有學問要與時俱進的精神。到延安之後，對范文瀾學術研究轉移有著進一步推動的是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著名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號召：“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整風運動結束之後，范文瀾便全力投入《中國近代史》的寫作，此後，近代史就一直成為范文瀾學術工作的重點。他的《中國近代史》不光是填補了當時史學著作的一項空白，也將離我們相去不遠的近代歷史研究提升為一門嚴肅的科學，並使之納入史學家嚴峻的眼光之中，而不再是前人的瑣談式或回憶錄式的邊緣知識。 范文瀾對古典文學有著極深的素養，精熟於古代的名家名作，又擅長古文，精研過群經，考證過古史，又善於從當代漢語和人民大眾的語言中吸收豐富營養，因而他的著作既有深沉的中國古典文化底蘊，又有鮮明的時代風貌，展示出歷史大家所獨有的厚重、洗煉、生動的文風，讀其書使人感到內容上氣勢磅礴，語言上文采斐然，思想上新見迭出。 中國歷史的撰寫還在繼續，但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