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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熱心地把顧準當時發表在《職業生活》（江蘇省委職委主辦，公開發行）上的文章，不遺餘力地抄錄下來給了我，數量居然也很可觀。他的好意我當然應當感謝，不過，這些文章大抵屬於時論性質，因此未收進本文集。

①　東方圖書館位於上海閘北寶山路，與商務印書館印刷廠毗鄰：毀於“一·二八”炮火。

1952年的“三反”運動，在顧準一生的經歷中也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從此以後，一直到1974年去世，這22年，厄運一直纏繞著他。1956年，他本來可以轉入“書齋”，可是不久，連工作權利都被剝奪了，遑論其他。他留下來的著述確實不多，除了1973年至1974年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裡，在和我的通訊中寫的那些學術性“筆記”外，幾乎很少有其他著作。1956年，他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許學習環境和學習空氣為他提供了可以進行獨立思考的條件：雙百方針的提出，也為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氣氛。《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文就是在這一年寫下初稿，後來又幾經易稿才正式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1952年，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表，根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經驗，斯大林斷言，商品交換隻在兩種所有制之間才存在，價值規律只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發揮作用。斯大林在當年不僅是政治權威，也是理論權威。因此，顧準當年寫這篇文字，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的。無怪乎事隔36年，當張勁夫同志知道這“一件重要史實”時，不禁要說“這在50年代能提出這樣重要的看法是很難得的”。現在的青年讀者自然不會有這種體會。他們不知道要否定某一權威，改變某種已經凝固了的觀念，需要經過多麼長的時間和付出多麼巨大的代價（有時甚至是犧牲生命）才能達到。現在，社會主義經濟不能排斥、否定商品生產和不能否定價值規律和它的作用，已經成為一種常識被普遍接受，並且已經遠遠超過了。

1956年，顧準在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工作時，還在經濟研究所兼了一份工作，這可以看作是他對學術研究頗具興趣的一種表現。我在整理他的遺稿時，曾發現他撰寫的關於價格問題的兩篇未曾發表過的論文，一篇是糧價問題，可能是內部研究報告，孫冶方在世時，向我要去了；一篇是和餘霖（薛暮橋）同志商討價格問題。現在，時過境遷，價格問題的背景、條件和當年都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因此都不收入本文集。

1957年至1974年這17年，顧準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上。知識分子犯了“思想錯誤”，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據說能改造好。這實在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這個發明的好處在於可以不要經過什麼繁瑣的法律程式，簡便易行；勞動改造不算服刑，不落痕跡；誰“表現好”，可先脫帽，機動靈活；工作權利、工資待遇一律取消，說你和你的家屬在實際生活中能夠有所“體驗”。顧準在勞動改造期間，似乎仍然不太安分，寫下過一些東西。這些東西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我未見過，不清楚。不過，我確實知道這些東西又惹下了禍，原因是文革前夕把這些東西毀了。為什麼要毀掉，顯然是為了毀滅“罪證”。這個罪名是難以申辯和推脫的。不過，有趣的是，我母親也參與了這毀滅“罪證”的活動。對此，我母親是有經驗的。30年代，我母親曾不止一次地幹過這種活。有一次，為了燒燬檔案，把一口大鐵鍋都燒裂了。想不到幾十年以後還會又一次用上這種經驗，幫助她的兒子毀掉“罪證”。這次，不能用“火燒法”了，且不說沒有這樣的廚灶和大鐵鍋，濃裂的煙味也容易引起鄰居的注意和懷疑。因此只好改用“水浸法”，即把紙張放在水中浸透、揉爛，然後放進抽水馬桶抽掉。母親對我說，紙張太多，來不及漚爛，抽水馬桶都堵塞了。結果，顧準和汪璧銷燬“罪證”的罪名當然還是沒有能逃脫。不過，我母親大概因為革命群眾看她不過是一個不足道的文盲老婦人，終於漏網了。

顧準在勞動改造期間寫下的一些東西全毀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1956年，他從建工部（建設部前身）宿舍搬至中關村時，他對自己能進入書齋表示過很大的喜悅（當時我正好去北京參加一個會議在他家相晤）。如果從那時起，他能真正進入書齋而又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外部環境，我深信他留下來的思想資料一定比現在多得多。1962年恢復工作權利後沒有多久，文革開始。這真叫做在劫難逃。1972年至1974年，對顧準來說，是文革十年中難得的空隙。整個國家的天空雖然仍在一片陰霾的籠罩之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