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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移民區”。現在我們都知道，唐代首都長安是個國際化的大都市，“老外”佔了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相比較而言，除了規模上不夠一點，范陽地區“國際化”氛圍更加濃厚。因為這個地區的文化風俗方面，都已經“胡化”了，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比較尚武，不喜漢文化。陳寅恪就說過，都已經開始不像一個漢族王朝地區了。

薛嵩生於斯，長於斯，雖然血統上是漢人，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些“胡化”，史書上說他“性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整天喜歡騎馬射箭。本來騎馬射箭也是他家學，薛仁貴的騎射功夫那是超一流的。可是薛仁貴已經開始逐漸“由武轉文”了，即使從軍，那也是要求如薛訥那樣，做個管理人才，而不是沖沖殺殺的角色。因此薛嵩之善騎射這點，應該更多的是“胡化”影響，而非家學。

更要緊的是，“胡化”區域對中央王朝缺乏向心力。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使得這一區域的人民，相對缺乏對唐朝廷和皇帝的認同感。所以，雖然名義上還處於唐朝統治範圍內，但實質上卻潛伏著反叛的可能。一旦出現了安祿山這樣的野心家與冒險家，反叛就成了可能。

有趣的是，薛嵩這樣出身將門的人——他的爺爺是大唐名將，伯父、父親也是朝廷重臣，而他卻毫不猶豫地起來反叛這個朝廷。這應該歸因於他經過“胡化”，因而缺乏對朝廷的認同感。

安史之亂後期，唐朝廷一時消滅不了河北地區的安史群將，只能採取妥協政策，承認了這些將領在當地的統治權力，而他們只在名義上依然臣屬朝廷。於是薛嵩搖身一變，成為藩鎮節度使，成了一個軍閥。他佔據的地盤有相、衛、洺、邢諸州，在今天的河北南部一帶。

薛嵩成了土皇帝，但他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為他原先的同事，現在的鄰居，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對他的地盤虎視眈眈。薛嵩只能整天憂心忡忡，他沒法求助於誰。求其他節度使？那無異於與虎謀皮；求朝廷出面，那也說不出口啊。這個時候，小說家站了出來，替他寫了一篇傳奇小說《紅線傳》，說薛嵩有個侍女叫紅線，不僅劍術超強，而且會乘風駕雲，居然是半仙之體。她很大方地要替主子解決問題。於是一夜之間便盜來田承嗣的枕邊金盒，然後由薛嵩得意洋洋地送回去，以此表明，俺取你首級易如反掌！這下果然把老田嚇壞了，不敢動歪腦筋。

這個故事很具有諷刺意味。一個堂堂軍閥，居然要靠一個侍女來保護，簡直是墮落。

歷史事實要更殘酷些。後來薛嵩的地盤還是被軍閥們瓜分了。田承嗣獲得了其中的兩個州。

十、薛仁貴之曾孫及其他

大概是厭煩了這種沒有安全感的勾心鬥角和明爭暗鬥，薛嵩的兒子薛平開始走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放棄割據，迴歸朝廷。這時，他才十二歲。薛平的歸順讓朝廷很滿意，被任命為宿衛將領。薛平一口氣就做了三十年，和他的曾祖薛仁貴一樣，站在了皇帝身邊。拐了一道彎，薛家子弟迴歸到了當年的軌跡。

薛平後來又出任藩鎮節度使數十年，功績顯赫。退休的時候，已經做到司徒。死時贈太傅（正一品，最高品級），比起薛仁貴死的時候贈官太常卿（正三品），整整高了五級。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進步。

至此，我們講了薛仁貴家族的四代人物故事，起起伏伏，彎彎曲曲，構成了非常傳奇的一個家族史。而這個家族史，也幾乎是唐朝前半期軍事政治史的一個縮影。恐怕除了薛氏家族，沒有另外一個家族史能與唐王朝歷史如此密切貼近了吧？

大概正因為這個緣故，後人在選取一個家族創作評書系列故事的時候，唐朝部分，首先就選中了薛仁貴家族。從此這個家族獲得了另外一種生命，存活在人們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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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李滿門的宰相

狄仁傑並不是老師。但他在武則天朝做宰相的時候，有人對他說：“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原來是說狄仁傑提拔了很多官員，幾乎遍佈朝野。這是恭維他呢。狄仁傑則正色回答：“舉賢為國，非為私也。”

武則天一生好殺，宰相都殺了一籮筐，但她卻對狄仁傑另眼相看，稱為“國老”，極為信任，幾乎言聽計從，特別對他推薦的人才，一概加以重用。所以狄仁傑才能夠在短短四年的宰相任上就能做到“桃李滿天下”的局面。

這，絕對是個奇蹟。武則天為什麼這麼信任他？

宋太祖趙匡胤曾這樣評價武則天：“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