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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公司主要從事貿易和金融業,它們利用蘇聯體制的僵化和價格優勢撈到了一大筆錢。貿易公司購買緊缺的物資,再以更高的價格賣出去。
1988年12月,蘇聯部長會議透過了一個決議,稱為《關於國有、合作和其他企業對外貿易活動的決議》,該決議極大地改善了私營商業撈取大錢的機會。在這以前,所有的對外貿易都由國家壟斷。這個決議允許國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國公司進行貿易往來。不過,對外貿易的約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許多產品的進出口許可證必須由對外經濟關係部簽發。
1988年的這項對外貿易決議開啟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門。蘇聯對價格的鬆散控制使得很多蘇聯產品,尤其是石油、金屬,對控制他們的人來說都成為潛在的有利可圖的出口物資。這項決議頒佈後,私營外貿公司、進出口企業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了,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潤豐厚的出口貿易。3 000多個這樣的公司成立了。雖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許可證,但是對外經濟關係部是易受賄賂影響的。甚至蘇聯電視、食品、藥物都被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輕易找到的現成的第三世界市場。到
1990年和1991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主義集團形成了,他們主要透過和外面世界的聯絡逐漸富裕起來。他們對親資本主義聯盟饒有興趣。與正在形成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方向的任何偏離,不管是轉向改革的社會主義,還是企圖回到改革前的體制,都將威脅到他們有利可圖的經濟活動的根本。走向資本主義對他們的新興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雖然他們很快變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這個私人資本主義的集團還不是很強大,在蘇聯經濟中也不佔有重要的地位。如果這個團體來自舊體制的邊緣——不滿的工程師、科學家、精力充沛和個人主義的年輕人、掌管經濟的行家——它的影響將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們在第7章將會看到,這個團體不是來自這些地方,而是來自黨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們在這個新的資產階級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蘇聯改革的程序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蘇聯體制內運作的力量推動的。然而,蘇聯體制並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後期,主要的西方大國開始對改革的程序施加有限的影響。在1990年至1991年,在蘇聯承諾“嚴肅的改革”的情況下,七國集團和其他工業國開始對蘇聯提供重要的援助。這意味著要採取和實施快速市場化的計劃。但是這項援助要透過,必須首先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同意。1991年,大筆外國援助徘徊於蘇聯的門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設計的經濟改革被透過的話,馬上就可進入國門。
如果蘇聯領導層在巨大的經濟成功和國際很少反對的情況下,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西方國家援助的影響將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慮到1990年至1991年蘇聯經濟和政治的形勢,這些西方國家的援助將加強蘇聯國內那些想追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進的知識分子和新形成的資本主義的富有階級,以大規模的西方援助承諾為後盾,成為支援親資本主義立場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黨和政府的大多數精英分子拒絕這一立場,或選擇社會主義的改革,或回到舊體制,結果將大不相同。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當然,形勢的發展將不會那麼平穩。1991年,黨和國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著國家的機關,包括武裝力量。而且,同1990年至1991年蘇聯經濟緊縮導致的損失相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的援助並不是大得誘人。
然而,在1991年底,親資本主義的力量已經能夠控制權力,擊敗先前專政的共產黨,把社會主義的改革力量和試圖恢復舊體制的力量推向一邊。為了理解這是如何可能的,我們必須考察改革時期發生在蘇聯政治制度中的顯著變化。
第7章
黨—國精英與親資本主義聯盟
眾所周知,在1989—1991年間,蘇聯民眾的大多數擊敗了黨—國精英。在這場勝利中,他們推翻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開始嘗試著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一邊是原有的黨—國精英,他們試圖挽救作為他們既得利益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試圖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另一邊是民眾的大多數,他們已經厭煩原來的社會體制,轉而支援那些由葉利欽領導的###。反對派在選舉中獲勝,他們想砸碎現行政治體制的戰車,並最終在1991年底如願以償了。
這種解釋和說明與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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