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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毛澤東還用大樹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關係。他說，紅軍在過草地的路上，在毛爾蓋那個地方，長得有很高很大的樹。但是，毛爾蓋那樣的大樹，也是從豆芽菜一樣矮小的樹苗苗長起來的。提高要以普及為基礎。不要瞧不起普及的東西，他們在豆芽菜面前熟視無睹，結果把豆芽菜隨便踩掉了。毛澤東還說，你們快畢業了，將要離開魯藝了。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只是在小魯藝學習還不夠，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

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鬥爭。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你們應當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逐步轉移到工農兵這一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第366－367頁）

毛澤東的講話，進一步推動了魯藝的整風學習，問題更集中到審查魯藝的教育方針及實施情況上來。人人都在思考：路怎麼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遊離於實際鬥爭生活？以往的平靜打破了，各個系都展開了空前熱烈的辯論，也有的在作檢討。

8月，魯藝整風學習告一段落，周揚作了總結報告，9月9日在《解放日報》發表了這個報告的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和自我批評，題為《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文章說：“魯藝的教育和實際脫節的現象是很嚴重的，這現象並不是個別的，偶然的，而是貫串於從教育方針到每一具體實施的全部教學的過程中，這是根本方針上的錯誤。‘關門提高’四個字出色地概括了方針錯誤的全部內容。”“沒有‘從客觀實際出發’，魯藝的教育從方針到實施，貫串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在這裡主要表現在提高與普及、藝術性與革命性的分離上。魯藝是一個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要提高是對的，但我們卻把提高和普及機械地分裂開來，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論，造出了關門提高的錯誤。魯藝是一個藝術專門學校，注重技術學習也是對的，但魯藝是一個革命的藝術專門黨校，藝術性與革命性必須緊緊結合。藝術性與革命性的結合必須透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我們標榜現實主義是對的，但我們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解卻多少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片面的、因而不正確的理解，由此招致了技術學習上的偏向。這些便是方針錯誤的理論根源，我應當負主要責任的。”（《周揚文集》第407、411－412頁）周揚在文章中還說，在提高和普及的問題上，自己的錯誤是，一、沒有認識到就整個文化工作來看，普及是第一位的工作；二、沒有認識到就提高工作本身來看，提高必須有普及做基礎。　txt小說上傳分享

10　從“小魯藝”到“大魯藝”（6）

他沉痛地說：“對於我們，除了為工農的藝術，除了向工農大眾去普及這種藝術與根據這種普及的基礎而加以提高，還有什麼第二個方向、第二個任務沒有呢？再也沒有了。”（同上，第413頁）

周揚發表於1944年1月16日《新華日報》的《論藝術教育的方針》一文，再次談了自己透過整風對藝術教育方針問題的認識。

他說，藝術教育方針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從客觀實際出發。過去藝術教育從方針到實施貫穿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脫節，主要表現提高與普及、藝術性與革命性的分離上。

總而言之，周揚在整風中檢查了魯藝教育中嚴重存在強調專門化、正規化、脫離實際的現象，說魯藝必須進行改造，其中心就是與客觀實際直接而密切的結合。魯藝在延安和整個解放區文藝界影響很大，整風運動開始較早，搞得又比較好，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一時成為風氣，文藝工作者紛紛到前線去，到農村去，決心進行長期的思想改造，創作出為工農兵所歡迎的好作品。

40年過後，經過了“文革”，周揚在總結我們黨辦學經驗的時候說，我們有過兩種經驗。一種“關門提高”，毛主席在延安講話時批評過的。“文化大革命”後，又有另外一種相反的傾向，就是“開門辦學”。他認為，“關門提高”不對，不對不在提高，而在不該關門；“開門辦學”，開門是對的，而不辦學，連以學為主都不敢提了，那就不對了。開門要辦學，提高不關門，這樣就可以了。過去魯藝的經驗不都是錯的，不提高就不行，不提高就落後。（周揚：1979年２月９日在全國藝術教育工作會議、省市自治區文聯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關於魯藝的物質生活情況，也值得一說。毛澤東多次談到延安整風和生產是革命的兩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