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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術”，大概荒煤同志也是幫助“動手術”

的一個。當然我們不可以一概否定過去對作家的幫助，過去作家的確感到有困難，作家的“手術”不高明，當然我們也不高明。大家湊合一起來“動手術”，所以過去“動手術”，有整個劇本推翻了的，這就是“動手術”“動”壞了的。否定了那麼多劇本，那還不是“動手術”的結果！也許不“動手術”，還可能救活一兩個也說不定的。

假定不“動手術”，要求稍微放低一點，讓作家自己去搞，也許有兩個可以救活。有時還要採取“會診”的方法，“會診”並不是醫生“會診”，而是醫院的院長“會診”。這一些情形也許是過渡時期的現象，初期的現象，這是不正常的現象，不合乎藝術的規律。而我們的領導就是這樣的。中央是這樣，地方會更是這樣，恐怕更是經常“動手術”。像這樣，“醫生”就培養不出來，創作的人就沒有勇氣，沒有責任心，沒有創造性，就創造不出好的藝術品來。”（文化部機關革命戰鬥組織聯絡站、紅代會北京師大井岡山公社中文系聯合大隊合編：《徹底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在文藝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把文藝看做是一種“社會現象和產物”，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種階級現象和產物，主張尊重作家、藝術家的創造精神，力倡自由競賽、自由討論，主張運用“社會方式”來領導文藝，反對在文化藝術方面實行“專制”，這些極其重要的思想和深刻的見解，可以說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發展史上一個巨大的飛躍。雖然在當時條件下還不可能展開論述，但能夠有這樣一種智慧的閃光，在中國共產黨內確實已是相當超前和難能可貴的了。1989年２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按照胡喬木的意見，寫進了“文藝基本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這樣一句話。並正確地指出：“文藝不等同於政治，不能要求文藝從屬於政治，更不能要求文藝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黨的領導機關要充分尊重文藝的特點和規律，對具體的文藝作品和學術問題要少干預、少介入。文藝作品的優劣，應由廣大讀者、觀眾和文藝界自己去評判，並要經受歷史的檢驗。有些文藝問題的是非一時難以分清，應允許從容討論，不要急於下結論，有的也毋需作出統一的結論。除了違反憲法和法律，必須禁止的以外，一般學術和藝術問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解決，而只能進行民主的、平等的討論。”“在文藝和學術討論中，要對爭辯、競賽的各方實行機會均等的原則”。（1989年３月11日《人民日報》）檔案中的這樣一些重要論點，可以說正是周揚上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經過幾十年以後得出的這些結論，當然比周揚當年的認識更加系統和明晰了。

周揚在文代會的報告中還強調文藝批評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說：“有些批評家往往沒有把整個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點甚至有錯誤但整個傾向是進步的作品加以區別，沒有把作家對生活的有意識的歪曲和由於作家認識能力不足或是表現技術不足而造成的生活的不真實的描寫加以區別，而在批評的時候一律採取揭露的、打擊的態度。”“有些批評家在批評一個作品的時候，常常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教條公式出發。他們常常武斷地、籠統地指責一篇作品這樣沒有描寫對，那樣也沒有描寫對，但卻很少指出究竟怎樣描寫才對。批評家往往比作家更缺乏對於生活的基本知識和深刻的理解，同時缺乏對作品作具體的藝術分析的能力。”（同上，第24６頁）

周揚對於文藝批評的態度和方法的這些精闢的見解，即使今天也還沒有失去它存在的價值。

在這次文代會之後的兩三年中，文藝與人民和生活的聯絡有了明顯的加強，老作家在經過了一段創作上的沉默之後，重新開始了新的創作，同時，又出現了相當數量很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寫出了一批很有生氣的作品。如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草明的《原動力》、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孫犁的《風雲初記》、陳登科的《活人塘》、李英儒的《戰鬥在滹沱河上》、艾蕪的《百鍊成鋼》、張天翼的《羅文應的故事》、蕭軍的《五月的礦山》、曹禺的《明朗的天》、夏衍的《考驗》、陳其通的《萬水千山》、趙樹理的《三里灣》、高玉寶的《高玉寶》、李季的《玉門詩抄》、《生活之歌》、聞捷的《吐魯番的情歌》、阮章競的《金色的海螺》、公劉的《阿詩瑪》等。在電影故事片創作方面，也有了新起色，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