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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報攻擊他“破壞統一戰線”，是“託派”等等，互相之間的隔閡實在是太深了。面對這樣難解的結，他也感到為難。他表示：“調解工作我實在做不了，不是我不願調解，而是我沒法調解。”（茅盾：《“左聯”

的解散和兩個口號的論爭》，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在魯迅身邊工作的胡風，在1934年一度曾任“左聯”常委和宣傳部長，是“左聯”同魯迅之間的聯絡人。他不是共產黨員。後來，因為有人反映說胡風同南京國民黨方面有關係，便不再受到“左聯”的信用。在對敵鬥爭的環境裡，保持高度戒備，乃是合乎情理之事，問題在於對胡風的懷疑缺乏充分的證據。當“文委”書記陽翰笙和“文委”成員周揚、夏衍、田漢登門向魯迅彙報工作，田漢談到胡風的這一疑點時，魯迅鑑於他對胡風的瞭解，堅決不信，反而對懷疑胡風的人產生了懷疑和不信任。在這之後，茅盾又從另外的渠道得知胡風為南京方面做事並領取津貼，向魯迅報告，魯迅也不以為意，並因此對茅盾也有些疏遠。魯迅對胡風的深信不疑，自有他的道理。

周揚與胡風之間在兩個口號論爭之前，在文藝問題上就曾經有過一次論爭。1936年初，周揚發表了《現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集中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觀，並且因他的批評，引發了胡風在這個問題上同他的爭論。論爭的焦點是對於典型形象中普遍性與特殊性（或共性與個性）以及典型化過程的理解。在爭論中他們各有自己的獨到深刻之處。胡風將特殊性理解為典型形象相對於所代表的階層以外的人群而言的，周揚修訂為特殊性就是個性，就是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當比胡風的說法更正確。關於典型化過程，周揚理解為抽出最富性格的東西體現在一個最富有獨特性的人物身上，胡風又加上“想象和直觀來熔鑄他從人生裡面取來的一切印象”，自然比起周揚過於理性化的概括更切合創作實際。他們對於典型理解的正確方面，把左翼文壇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水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直到20世紀80年代仍未超出。但他們之間的隔閡也許因此又加了一層，兩人周圍各有一批人，文壇上於是出現了“周揚派”與“胡風派”的說法。

接著，周揚等人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胡風對此採取反對的態度，並在下面散佈說魯迅對“國防文學”的態度如何如何。

茅盾對“國防文學”的口號基本上持支援的態度，胡風的這種做法使他對文藝界的團結感到非常擔心。他說：“當時我所考慮的還不只是這個口號本身的是非，而是這個口號可能引起的進步文藝界內部分歧的進一步加劇。因為以胡風為代表的一些人已經在非難‘國防文學’了，而且還散佈魯迅對‘國防文學’如何如何。我與胡風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於魯迅的關係。我對胡風沒有好感，覺得他的作風、人品不使人佩服。在當時左翼文藝界的糾紛中，他不是一個團結的因素而是相反。他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魯迅對某些事物真相的判斷，因為他向魯迅介紹的情況常常是帶著濃烈的意氣和成見的。”（茅盾：《“左聯”的解散和兩個口號的論爭》）　txt小說上傳分享

6　兩個口號的論爭（3）

馮雪峰在離開上海赴蘇區前，同周揚關係也不太好，對周揚就不大信任。馮這次回到上海住到魯迅家裡，當下就瞭解到魯迅對周揚及“國防文學”的態度。第二天，他在那裡又見到了胡風，聽了胡風對文藝界情況的介紹，特別是對“國防文學”持反對意見。

馮覺得“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沒有階級立場，便和胡風商議，擬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左翼作家的創作口號，並立即去樓上同魯迅商量，得到魯迅的贊同。胡風自告奮勇去寫文章，把這個口號打出去。事情的決定匆忙而又草率。如果說馮雪峰在這個問題上有點疏忽和失誤的話，那就是他事先沒有能夠找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周揚等人瞭解一下提出這個口號的背景，也沒有來得及能夠充分了解一下宣傳這一新的主張的文章到底說了些什麼，社會效果如何。那時馮雪峰也很年輕，他來到上海一直沒有找周揚，不論從他當時所擔負的緊迫任務說，還是從個人關係好惡而言，自有他不找的道理和原因。周揚等人在極其危難的情況下堅持鬥爭，並使黨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極其渴望見到中央派來的人，也合情合理。一個多月之後，當週揚他們從各種渠道打聽得知中央派來的要員是馮雪峰，並且最終得以見面時，革命文藝隊伍內部所謂“胡風派”和“周揚派”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因為兩個口號之爭鬧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