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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周揚在《現代》雜誌第4捲上發表了一篇特別值得注意的文章，即《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他在這篇文章中說：“固然，藝術家是依存於他自身的階級的世界觀的，但這個依存關係，因為各人達到這個世界觀的道路和過程的多樣性以及客觀的情勢之不同，而成為非常複雜和曲折。藝術家的世界觀又是透過藝術創造過程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而表現出來的。藝術的特殊性——就是‘借形象的思維’；若沒有形象，藝術就不能存在。單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論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創造出藝術來的。

因為藝術作品並不是任何已經做好了的，在許久以前就被認識了的真理的記述，而必須是客觀的現實的認識。藝術家是從現實中，從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的。所以，決定藝術家的創作方向的，並不完全是藝術家的哲學的觀點（世界觀），而是形成並發展他的哲學，藝術觀，藝術家的資質等的，在一定時代的他的社會的（階級的）

實踐。藝術家在創作的實踐中觀察現實，研究現實的結果，即他的藝術的創造的結果，甚至可以達到和他的世界觀相反的方向。”這裡所闡述的觀點，也許不完全是周揚的發明創造，但是由他講出來，至少說明他對這些觀點是認同的。他在這裡強調藝術的特殊性，強調藝術家必須“從現實中，從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明確指出，那種忽視藝術的特殊性，“把藝術對於政治，對於意識形態的複雜而曲折的依存關係看成直線的，單純的，換句話說，就是把創作方法的問題直線地還原為全部世界觀的問題，卻是一個決定的錯誤。”

（《周揚文集》第1卷第105、106頁）

周揚在隨後幾年中研究了車爾尼雪夫與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美學，對於藝術的本質，在認識上又有了一個新的飛躍。他針對梁實秋和朱光潛兩位先生關於“文學的美”的論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學術討論代替了政治批判。他說：藝術的特點是“透過感情的情緒的形象”，“形象在藝術是最本質的東西。沒有優秀的形象化，就不能有真正的藝術。所以對於藝術作品的評價，就不但要取決於作者反映了怎樣的現實，而且還得取決於那現實的描寫是否完全被表現在形象中，作品的形式是否和那思想融合。對於作品之社會的分析和美學的分析是應當統一的。”（《我們需要新的美學》，《周揚文集》第1卷第214頁）在這裡，周揚把形象看做是藝術“最本質的東西”，在強調藝術特殊性的前提下，主張作品思想和藝術的統一，顯然同他幾年前強調政治而忽視藝術有了很大的差別。

周揚在這兩篇文章中所表達的他對於藝術的特殊性的認識，如創作應當從現實出發，從生活出發，創作應追求形象化，創作實踐可以改變作家的世界觀，等等，這些深刻的理論命題，在中國左翼文壇可以說是領先的。比起周揚來，胡風對於同類問題的認識，還要略晚一些。不過，周揚由於自身的領導地位，決定了他在日後的革命文藝生涯中，直到50年代以前，他談論的最多的還是也只能是文學對於政治的依附。而胡風則在藝術規律的探討方面，取得了比周揚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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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危局中開出新天地（1）

文藝大眾化的提倡　左翼文壇主張文藝要為無產階級革命政治服務，與黨的事業同命運共呼吸，自然就要求創作和群眾結合，為群眾服務，使文藝真正成為群眾自己的文藝。因此，在“左聯”前後將近十年中，就文藝大眾化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並在創作實踐上作了一些探索。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文藝界就有過關於“民眾文學”與“方言文學”的討論，有過“到民間去”的呼喚。但當時並未具體展開討論。

隨著左翼文藝運動的興起，特別是“左聯”成立以後，對文藝大眾化問題十分重視，在理論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在創作上也進行了多方面的實踐。

“左聯”根據文學應該屬於大眾的觀點，在自己的檔案中，一再強調大眾化的重要。

1931年11月“左聯”執委會透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指出：“在創作、批評，和目前其他諸問題，乃至組織問題，今後必須執行徹底的正確的大眾化，而決不容許再停留在過去所提起的那種模糊忽視的意義中。只有透過大眾化的路線，即實現了運動與組織的大眾化，作品、批評以及其他一切的大眾化，才能完成我們當前的反帝反國民黨的蘇維埃革命的任務，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