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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的急轉直下，瞭解的比李宗仁還要多，而且他們還不同程度地受到軍統和中統人員的威脅利誘，整日裡提心吊膽，深怕什麼時候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蹤”。因此，李宗仁要他們出謀獻策，無不一個個地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連那位足智多謀的小諸葛白崇禧也感到束手無策，頗為悲觀地說道：“德公啊，我們只好力盡人事罷了，選上選不上，只得聽天由命啦！”其實，白崇禧並非力盡智竭，他是在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因為蔣介石剛在不久前才把三十個師的指揮權授與他，他深怕把李宗仁抬得太高觸怒了蔣介石，而收回那三十個師的兵權，到時他又成了光桿司令，即使把李宗仁捧上那有名無實的副總統高位上，對團體又有什麼好處呢？因此，孫科一上陣，白崇禧便感到形勢不妙，在他的眼中，三十個師的兵權遠遠勝過李宗仁去競爭那無權的副總統的作用。白崇禧對力挽危局不那麼熱心，更直接影響了其他謀士們的信心，沉默了半天，竟無人說話，更無人獻計獻策，李宗仁見了好不著急，他忙向參謀長黃紹竑說道：

“季寬，事已至此，總不能吃夾生飯呀，你這參謀長是怎麼當的啊！”

黃紹竑兩眼一直盯著天花板出神，他聽李宗仁急得責備他，便笑道：

“德公，心急吃不得熱粥啊，這事我心裡有數，你想一次就當選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那也總得跟他們拼一場，反正我不會認輸！”李宗仁倔強地說道。

“只可智取、不可力敵。”黃紹竑還是笑道。他離開李宗仁麾下已經十多年了，性格和脾氣都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在蔣介石傾軋的官場中，他變得更加老練和圓滑了。但是，有兩點他始終沒有變，就是與李宗仁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私人感情和在多變的時局中顛來倒去。在蔣、桂雙方多年的角逐爭鬥中，哪一方形勢有利，他就往哪一方倒。由於他為人機警又善於周旋，在蔣、桂兩方營壘中他都有良好的人事關係，遇事容易轉圜，兩方都需要他。可以說，他是個在蔣介石政權林立的派系鬥爭中的特殊產物。他不認定一個死理，他也不忠於某一個人或某一派系——儘管他和他們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甚至曾是他們派系的一個重要成員。在中國，只要派系鬥爭存在著，便會有黃紹竑式的人物存在。本來，蔣介石免去他的浙江省主席後，他一直在上海待著表示消極，其實是在看政治行情，看著該往哪一邊倒。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國內是兩大派，目下國、共雙方以軍事鬥爭為主，國民黨到處吃敗仗，形勢很不妙。李濟深已經與共產黨拉上了關係，黃紹竑是李濟深扶植起來的，兩人關係一直也很好，黃紹竑在國、共雙方掂量了一下，感到共產黨的分量越來越重，他是絕不會頑固地做國民黨政權的殉葬品的，因此暗中與李濟深緊緊地拉著關係，以便在國民黨政權最後崩潰的時候，及時投到共產黨方面去。在國民黨內，蔣介石與李、白的桂系是最大的兩派，他既是桂系的人，也是蔣介石的人，他既幫李、白的忙，也幫老蔣的忙，哪一方有利他幫哪一方，但從不把事情做絕，總留有很大的餘地。當他正在上海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的時候，忽聽李宗仁要競選副總統，開始他對這事並不重視，可後來他和李宗仁密談時，得知美國政府有傾向於支援李宗仁的意圖。他眼睛一亮，似乎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當然，從他內心來說，並不希望國民黨政權崩潰，他希望這個政權能有所改革，能為國人所接受，蔣介石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他覺得李宗仁則有可能做到。如果李宗仁能夠選上副總統，在美國的支援下逐漸過渡取代蔣介石，在國內創立一個開明的國民黨政權，那麼這對挽救行將崩潰的國民黨政權將是有積極意義的，對桂系，對他本人也都將有利，所不利的只能是蔣介石。因此在權衡利弊之後，他欣然接受李宗仁的邀請，出任李的競選參謀長，在離開李宗仁十七年後又重新回到了李的麾下——李宗仁那句話說得真準：“我相信季寬還會回來的！”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是蔣、桂之間一場新的鬥爭，隨著孫科的上陣，這鬥爭變得更加尖銳複雜了，對此，黃紹竑早有思想準備。反正他政治上的這一寶這回是壓在李宗仁這邊了，他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莽魯從事，當然也不能象白崇禧那樣表示某種消極情緒——白崇禧有蔣介石給的三十個師啊，可他黃紹竑連三個衛兵都沒有！對於李宗仁所面臨的困境，他比誰都清楚，也比淮都更有辦法。他這些年來在蔣介石的官場中生活，對爭權奪利、挖人牆腳、明哲保身、嫁禍於人、夤緣時會、逢場作戲等等這一大套高深莫測的做人和做官的決竅，已經玩得滾瓜爛熟，遠非李宗仁和白崇禧可比。民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