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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肉而已。

李忠周通二人，是梁山好漢中革命目的性最不明確的人，他們上山完全是為了逃避危險，所以他們並沒有將梁山當作一個大家庭，在他們心中，桃花山雖小，卻是逍遙自在的好去處。所以我們看見“寧為雞首勿為牛後”的他們，兄弟感情相當淡薄――即便對於二人內部，也沒有堅定不移的友誼存在。

這兩人，優點幾乎沒有，缺點一大串，國人所有不齒的壞毛病，全部體現完畢：好色、虛偽、吝嗇、精於算計、毫無義氣、小偷小摸。這樣的人，不管在什麼社會、不管在什麼群體中，都是不受人尊重的。而命運也相當公平，兩人投機革命，最終也沒有嚐到勝利的果實。

梁山好漢中和他們一樣“大毛病沒有，小毛病不斷”的人物，不在少數。而在這種革命群體中，當動機不良的“偽革命派”佔據一定比例後，最終的結果也可想而知。

李週二人身上折射出相當多的國人毛病，說他們“集國人毛病於一身”，名至所歸。李忠周通的故事告訴我們：不管在正常的社會中，還是在特定的環境中（殺人放火合法！），如果身上有不容許於時代的劣根性，不管在哪裡都吃不開，都會被鄙視。而這種不良影響，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使他人轉正看法，但是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的代價，比如生命。

莫道屠豬販狗輩，許是慷慨激昂人。

從撲天雕李應的埋沒看梁山地主集團的覆滅

梁山好漢一百零八條，如果按照“士農工商”來劃分，貧下中農佔據大半壁江山。他們的職業五花八門，譬如：走江湖的（李忠、薛永等）、手工藝者（蕭讓、金大堅、孟康、湯隆等）、泥水匠（陶宗旺）、屠宰戶（曹正）、醫生（安道全、皇甫端）、裁縫（侯健）、腳伕（王英）、漁夫（三阮二張等）、出家人（魯智深、武松、公孫勝）、樵夫（石秀）、獵戶（解珍解寶）、落第秀才（吳用、朱武）、無良商販（白勝、孫二孃夫妻、朱貴朱富兄弟等）、小偷（時遷、段景住）、無業人員（石勇、鄧飛等）以及奴僕（杜興、燕青）。

梁山上有錢人不是特別多，去除政府降將的話，大約包括沒落貴族（柴進）、大地主（盧俊義）、小地主（史進、孔明孔亮、李應、穆弘穆春等），扈三娘屬於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但我對她的身份表示懷疑――她應該不是親生的，從梁山滅其全家而毫無反應來看，此人親情觀念相當淡薄。

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歷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造反史。從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以來，歷代皇朝的更替總有農民起義的影響，比如劉秀曾委身綠林軍，朱元璋發跡於紅巾軍等。但是農民起義，不管規模大小，鑑於其本身的時代侷限性，從來沒有建立過一個長久的穩定政權，最輝煌的大約莫過於李闖建立的大順短命王朝，但最終還是在漢奸吳三桂和滿清胡虜的雙重進攻下，大廈土崩瓦解，大順朝並不順，只存活了區區三十天。

宋代被看作是一個相對平穩的朝代，雖說它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與大宋朝並列的“國家”，先後計有：遼、金、西夏、吐蕃、大理、元。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獨立行政司法機構，而且不約而同地將自己和宋國擺在平等、甚至是凌駕的地位上，譬如遼、金、元。經過近三百年的相互戰爭，最終，由元朝順利吞併掉所有的“國家”，疆域橫跨歐亞大陸，中華方又再一次統一起來。

雖然國內史學界對於宋朝，向來冠以“積貧積弱”、“三冗嚴重”，但是對於內政措施，大多還是持肯定態度，因為宋代是所有朝代中農民起義影響最小的。

北宋只有兩次農民起義比較具有規模，初期的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末期的浙江方臘起義。而宋江的梁山泊起義，實際規模相當小。自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義後，不久便離開了梁山泊，轉戰山東、河北、河南之間，“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宋江率領起義軍由沭陽乘船到海州（今連雲港），海州知州張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輕兵臨海挑戰，引誘起義軍棄船登陸。義軍登陸後，旋遭伏兵包圍，張叔夜派兵燒了義軍的船隻。起義軍陷入重圍，退路已斷，損失慘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率眾投降了宋朝官兵，並接受朝廷的招安，成為宋軍中的一員。宋江投降後，就去打方臘，這就是《水滸傳》的歷史真實背景。

而南宋，只有洞庭湖的鐘相楊麼起義影響深遠，他們繼承王小波李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持續戰鬥五年之久，也曾勤王抗擊金兵，但是最終還是覆滅在岳家軍手中。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