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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1日,對很多人來說只是個普通日子,在記憶的相簿裡沒有留下一點圖片;可是對於新東方的董事長,日理萬機、繁忙不堪的俞敏洪來說,這一天發生的點點滴滴,彷彿已經燒錄在他大腦的硬碟裡,是那麼清晰而怪誕,像一幅濃濃陰影的抽象畫。
當時俞敏洪獨自住在北京上地小區,他的住宅在小區的三層樓上。
這一天,晚上下班後,俞敏洪帶著同路的杜子華開車回來。因為自己住,不愛做飯,他建議在北體附近的飯館吃完飯再回,“老杜,這兩天干活挺累的,吃個甲魚吧。”兩個人吃得酒足飯飽,心情愉快。
把杜子華送走後,俞敏洪獨自到家已是晚上9點多了,他上了單元樓梯。
那是個沒電梯的舊樓,二樓三樓連燈都沒有,大多數情況下俞敏洪都是摸黑爬樓。對於從小在農村長大的俞敏洪來說,摸黑爬樓梯簡直不成問題,就像小時候玩遊戲。這一次俞敏洪還和往常一樣輕鬆,吃飽後懶洋洋地往上走。
當俞敏洪走到二三樓之間時,發現上面衝下兩個高大的黑影,把他包夾住。他剛覺出有些不妙,就感到胳膊一疼,手臂被其中一人紮了一針。俞敏洪都沒來得及呼救,就昏倒在地。
這一場災禍突如其來,一切只發生在轉眼間。當俞敏洪醒來時,發現自己就像香港警匪片裡的受害者,被捆綁得像個粽子似地扔在自家床上,手腳動彈不得。昔日講臺上談笑風生、指點江山的俞老師現在心情一片灰暗,萬分沮喪,這裡真的就是喪身之地?
麻醉劑的藥力過了一些,俞敏洪覺得頭腦清醒很多。電話求救,是他的第一個念頭。綁匪太輕視這個高高瘦瘦的書生,以為昏迷的俞敏洪再綁幾下就是待宰的羔羊了,哪裡知道他在農家有過豐富的人生歷練。對生命的珍視、對生存的渴望都促使他用盡全身僅存的力氣,堅持坐起來,又努力地滾到床下。電話就在客廳裡,離床有十幾米的距離。這段距離可能就是生與死的距離。
這一次從臥室到客廳是他一生中最艱辛的路程,雖然距離如此近,可是既要對抗著麻醉藥的昏厥感,綁著的雙腿又僵硬不便,每一次蹦跳後,他都要大口喘氣,一下、兩下……在歷盡磨難後,他終於跳到電話旁邊,可是拿起電話筒又成了一個難題。由於手也被牢牢綁著,只好試圖用自己的下巴去磕電話鍵,這對於身體虛弱的他來說太難了。
突然,“鈴鈴鈴”外面打進電話來,俞敏洪趕緊用下巴磕下了擴音鍵。
電話裡面傳來杜子華那無比親切的聲音,俞敏洪用盡僅存的力量說出一句話:“老杜,我被綁架了,你趕快通知我姐夫來,或者是其他人,趕快來。”再次昏倒在地。
當俞敏洪再次睜開眼睛,已是在急救中心的病床上,旁邊醫生的表情很困惑,問:“匪徒打給你的麻醉劑是動物園專用於大型動物的,劑量大得嚇人,推的速度又很快,你居然沒死掉。你是不是抗麻醉體質?”
俞敏洪想了想:“我能喝一斤半白酒。”
據辦案的警察講,之前有兩個被害人遭遇了俞敏洪一樣的厄運。他們都是被推入大量麻醉劑後就命亡了。俞敏洪的不同結果,原因可能就在酒量上。
這個書生校長可能就因為這大酒量而死裡逃生,而他過人的酒量又是為了新東方的生存發展而練出來的。人生真是奇妙,在漫漫人生長河中,此時的苦惱與煩憂也許就是彼時救命的本錢,俞敏洪在以後的講課中又多了個有力例證。
第一節 擦肩死神:兩遭綁架(2)
俞敏洪取過診斷書,幾個字“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躍入眼中,他眼淚奪眶而出,重獲生命的滋味是如此複雜而美好。
有好事的老師後來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故事說:老俞醒來後先拍拍腦袋,看能否記住單詞;然後再試試舌頭,看能否講英文。雖是笑談,但也沒有錯。如果俞敏洪真的被藥物弄壞了頭腦,記不住單詞,講不了英語,那麼他的事業何以存在?他的價值何以體現?新東方失去了他又將走向何方?
這次搶劫,俞敏洪在物質上損失並不大,家裡被搶走了一些現金和一部攝像機。俞敏洪最心疼的是攝像機裡女兒一歲到三歲的成長記錄,那是他在疲憊煩惱時的消愁劑,是他珍藏的無價之寶,卻被劫匪搶走,然後當作廢物拋棄,這刺傷的是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愛心。
當俞敏洪康復後,他立即在新東方召開重要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俞敏洪的自我批評。走過生死邊緣方有大徹大悟,對於紛繁人事也能換一個角度來觀照。他承認,自己的生命並非屬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