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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帶給人們的不該是讀死書、死讀書，甚至讀書死，它應該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事實上，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說是失敗的。今天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然後走進教堂或舞會，在教堂裡，他們用膝蓋；在舞會里，他們用腳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他們不會用腦筋！

帶著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學，進入軍隊。一年半從戎投筆的生涯在我的生命裡摻進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問遠離了學院、遠離了書卷、遠離了跟民間脫節的一群。在軍隊生活裡，我接觸到中國民間質樸純真的一面，而這些質樸與純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學府”裡，早已是教科書上的名詞。這段經驗使我愈來愈感到大學教育的失敗，在退伍歸來，我寫著：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凍機，接近它的時間愈久，人就變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爾形容的無柄刀子，也許很實際很有用，可是太不可愛了！

不論我怎麼苦惱，我畢竟是學院出身的人，學院的影響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職業與方向不能有原則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間生活之後，我又回到學院裡，翻開了《大藏經》，攤開了《宋會要》，找出了《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擁百城的丹鉛方法，掩埋我內心的波瀾與寂寞。

多少次，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坐在姚從吾先生的身邊，望著他那臉上的皺紋與稀疏的白髮，看著他編織成功的白首校書的圖畫，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該不跟他走那純學院的道路，但是每當我在天黑時鎖上研究室，望著他那遲緩的背影在黑暗裡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間我自己：“也許有更適合我做的事，‘白首下書帷’的事業對我還太早，寂寞投閣對我也不合適，我還年輕，我該沖沖看！”

於是，在寒氣襲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橋頭，天空是陰沉的，沒有月色，也沒有墾光，山邊是一片死寂、一片濃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壓到我的頭上來，在搖撼不定的吊橋上，我獨立、幻想，更帶給自己不安與疑慮。但是，一種聲音給了我勇敢的啟示，那是橋下的溪水，不停的、穩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著、望著，不知刊。麼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溪水已變成稿紙，於是我推開《竊憤錄》，移走《歸潛志》，拿起筆，寫成了投給《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號發表的，到現在為止，已經十三個月了。十三個月來，我給《文星》寫了十五篇文字，給《傳記文學》寫了一篇，總數雖不過十六萬字，風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譽和不虞之毀一直朝我頭上飛來，大有“折殺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個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著面孔的方法去做人處世寫文章。在認知上，我有相當的理智訓練，但這種訓練不太能駕馭我情緒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緒上，我是有宗教狂熱的人。表現這種狂熱的辦法在我有兩種：一種是強者的豪邁；一種是犬儒式（Cynic）的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歡有幾分俠氣的人物，田光、侯贏、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們雖然不屬於這個時代，但他們的片羽吉光卻是我們這一代的最好營養；在後者，我喜歡第歐根尼（Diogenes）、喜歡伏爾泰（Voltaire）、喜歡斯威夫特（Swift）、喜歡蕭伯納（Bernard　Shaw），喜歡他們的鋒利和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

這種激情使我對傳統的倫理教育感到不耐，我們的傳統是“君子”式的“儒”，在這種傳統底下，為一般人所稱道的人格標準竟是態度顴預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逆來順受、知足安命、與世無爭、莫管閒事、別露鋒芒、別樹敵、別離經叛道。要敬老……這些標準上鑄造出來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國社會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三種人，第一是鄉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於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說，這些人絕對不能把咱們國家帶到現代化，咱們若要真的振作起來，非得先培養憤世嫉俗的氣概不可！憤世嫉俗並不是什麼要不得的事，尤其我們這個死氣沉沉的老大民族，我們怎麼配說憤世嫉俗要不得？

社會給青年的教育，不該是先讓他們少年老成、聽話、做爛好人。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