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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形勢下，因小商品興起的溫州，在當年爆發了“八大王事件”，包括“電機大王”胡金林在內的8個私營企業主，因為涉嫌“投機倒把”和“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被公安機關追捕。這種利用專政力量對體制外資本的遏制，一直將持續20餘年。

1983年前後，“倒爺”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有人如此評價：前者是政策資源和錢權交易的中心，後者是因為寬鬆的政策環境成為“倒全國、賣全國”的“倒爺天堂”。

1985年初，國家宣佈實行“價格雙軌制”，這直接促進了“倒爺經濟”的進一步繁榮。

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熱潮。當時，年輕的王石正在深圳歡快地倒騰著玉米和外匯，積累著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則沒有王石那麼好的運氣……他在1983年從重慶仿製了1萬個“555牌”座鐘倒賣到上海去，輕輕鬆鬆就賺了7萬多塊錢，但不久後，便以“投機倒把罪”被抓進監獄關了差不多一年。這次入獄，距離他上一次從監獄出來只有短短的3年；1984年從社科院計算機所下海創業的柳傳志，也經歷了一段慘痛的“倒爺”生涯……在倒賣一批彩電時，計算機所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被騙去了14萬元。如果按他當時105元的月工資計算，他得不吃不喝乾上111年，才能還上這筆鉅額損失。

1985年，還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海南倒賣汽車案。在那段時間內，海南全島陷入了瘋狂之中，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短短一年多時間內，透過炒賣外匯和濫借貸款先後批准進口汽車萬輛。當時的海南行政區一把手雷宇被撤職，組織部長林桃森被以“投機倒把罪”判處無期徒刑。

前兩年風傳一時的電視連續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是以知名作家王朔及其朋友為原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故事。電視劇中對這種“投機倒把”熱潮有著真實的描繪……一幫北京大院出生的幹部子弟，經歷了打架、泡妞的荒唐歲月後，在20世紀80年代初突然一夜驚醒，紛紛從北京跑到遙遠的南方去做生意。他們在廣州租下某個賓館作為據點，然後深入南方的偏僻城鎮尋找走私電器。弄到貨後，在廣州的賓館裡足不出戶，轉手就倒賣給大批從全國各地聞風而至的大小倒爺們，賺上一大筆差價。到最後，在金錢的利誘下，他們開始收藏起曾有的熾熱理想和純樸情義，用幾臺真的電視做樣機，然後弄一屋子裝滿磚頭的電視機紙箱，到處招搖撞騙。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其《激盪三十年》一書中寫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吳曉波甚至認為，深圳的前10年，並非是原先設想的靠吸引外資發展起來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一幫“倒爺”倒出來的。

吳曉波在書中分析道：“*領導這場艱鉅變革的戰略思路：摸著石頭往前走，不爭論，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確界定，讓最終發生的事實來定義前行的方向。這種改革思維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驗場和冒險樂園，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無限激發出來，從社會底層噴發出來的火漿終於讓大地熊熊燃燒，只要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一切都似乎百無禁忌，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法制底線一次次地受到挑戰和衝擊，公共價值觀念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物質化。”

而正在一片喧囂中迅速成長的黃俊欽、黃光裕兄弟，卻無比敏銳地感受到這種燥熱。數年後，他們將和無數的潮汕和江浙青年一樣，透過自己的肩背手提，把這些緊俏的電器迅速地倒賣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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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來得及長大，就被拋到了時代的滾滾熱浪之中（1）

少年時期的黃俊欽和黃光裕兄弟，最大的願望就是走出農村，到城市裡面找口飯吃。當時，農村孩子想走出去無非有兩條途徑：讀大學或當兵。但這兩條路對兄弟倆而言都不現實，他們不得不尋找另外的出路。

對於當時的很多潮汕青年來說，還有一條冒險的道路可供選擇，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門。根據《南方週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資料顯示：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幣，雖然遠高於廣東全省農民人均年收入的元人民幣，卻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年收入13000港元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這種生活條件的巨大差距，加上當時港英政府對偷渡者的人道主義寬待，讓廣東省當時的偷渡現象十分嚴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數以萬計。但是，黃家顯然接受不了這種可能要用生命為代價做出的冒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