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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一樣，來到花園裡，來到草地上，歌聲伴隨，一路上我盡情享受沒有父親的幸福。假如有父親我根本不可能一年坐四次火車，一年兩次去杭州，這是我唯一可以向其他小朋友炫耀的事情。母親沒有父親之後，唯一的情感維繫只有杭州的孃家了，就像潑出去的水，每年還要流回來。弟弟比較倒黴，因為被保姆蘭溪姆媽帶去鄉下了，去杭州的機會就不多了，再說來來去去的車費，也要不少錢。父親沒有了，他的工資自然沒有了，一家的主要收入當然沒有了。父親那時候是中教二級，每月將近120元，在大米1角3分錢一斤、豬肉5角錢一斤、金華到杭州火車票全票3元3角、半票1元7角的年代，有這個工資完全可以高人一等，套到行政級別上，父親完全可以和共產黨的縣長平起平坐的。從這一點來說，何教導當年在火車上說的完全說話算話，那時候最高也就是一級，師範學校裡大概只有賴書記有這個水平。多年以後父親從青海回來，去市教委落實政策，辦事人員一查父親現在應該有的工資，按當年的中教二級為起點一算，忽然眉頭一皺，繼而大呼一聲，你怎麼比我們的教委主任工資都高呢。一個青海回來的老反革命，一下子居然成為全市中教系統工資第一名了，他覺得有點荒誕不經，這怎麼可以呢，於是隨便想出一個政策，一個新政策誕生了，父親的工資就降下了。工資高或低暫且不說，顯而易見的是父親的歷史地位依然有重新評估的必要，於是父親又開始了青海回來後的新一輪上訴，此乃後話。

母親降級降薪後，一個保姆兩個孩子，四個人的開支，生活顯然不能自理了。外公對他的兒女經過一番通盤考慮，一陣點兵點將之後，柺杖一敲地，很快作出決定，自即日起，母親的兩個弟弟必須承擔對姐姐的照顧責任，在山東德州軍分割槽當參謀的四舅舅和在昆明當工程師的小舅舅，兩個人一年一輪，輪到的每月給母親20元。其實山東的四舅舅也頗多怨言，因為父親這個反革命姐夫，他很多年入不了黨，職務一直提不上去，解放初期就混進解放軍，眼看有老革命的跡象，結果混了一個副營職，最後悻悻然轉業了事，當時接到外公指令，也是有苦難言。話說外公攤開筆墨，正襟危坐，一式兩份，親筆柳體書寫：吾兒面晤，兄弟姐妹，同胞手足，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所言事宜，務必信守，若有失當，天轟雷鳴，云云。外公對自己子女們的生存面目和生活狀態，瞭如指掌。二舅舅生性老實，喜歡麻將，生活拮据，在自己的廠裡一般的機修工，工人階級，基本不成器，所以他把二舅排除在外。三舅舅左右逢源，一手經商一手當官，已經是自己的接班人了，以後這個周氏家族，就靠他來繼續掌控了，大局在身，任重道遠。姨媽腦子活絡，不但自己混進革命隊伍，在杭州最大一個製藥廠擔任財務處長，而且以身相許一個老革命，而且同母親姐妹倆，關係比較鐵，不用外公說話，她們自己暗中自有往來，可算為機動部隊，母親的額外津貼。何況那個老革命女婿，關係一直曖昧，自己輕易下不了指令的。所以不在杭州的四舅與小舅，比較適合代表一個家族，對自己的掌上明珠進行有效的救助，說到底是自己當年看走眼，親自把女兒送上反革命的斷頭臺，怎麼彌補都還不了女兒的清白身。看走眼，斷頭臺，清白身，是外公對母親的一生的後悔。在第二次安排好母親的未來，外公又在母親離婚之後追加一項，母親每年回杭州的一切費用，一概由外公親自承擔，所以每次去杭州的前夕，母親都會收到杭州來的匯款，到達時間十分精確，想來外公對遠在金華的學校系統的放假日期，也經過掐指一算的，不愧一個老牌資本家。老資本家每每看見我，慈眉善目一笑，緊接著就是拉起我的小手，看手相似的一番觀摩之後，我的手中就多了幾張鈔票，這就引起表哥表弟們的不滿。外公這時就會拿手往牆上一指，要他們好好學習，牆上掛著一排八張外公親筆的柳體書法、我這個掌上明珠的外孫親自插圖的條幅，裝裱成掛軸，上面都是老資本家自己編造的語錄，用來勵志他的後代：好孩子不哭不笑，好孩子不喊不叫，好孩子不吵不鬧，好孩子如此這般諸如此類。現在慣常在媒體上給我們大家勵志的，不是有權的政治家，就是有錢的企業家，都是有權有錢的成功人士，這麼比對，我的外公，經過政治風浪考驗的資本家，當年倒是有權威有資格，把他的徒子徒孫勵志成孝子賢孫，而且語言通俗，讀起來朗朗上口。然後外公就會對不服氣的人說，他會畫畫，所以獎勵，你們會畫，我也給錢。後來我經常會夢見外公，他站在門牆外的陰影裡，拄著一根柺杖，沒有話語，沒有動作，像一座雕像那樣立著，默默迎接我和母親到來的情景，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