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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度過愉快的時光。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麼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划船隊的隊長。我從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學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彎球和下墜球。最出色的是，我創造了學校一英里賽跑的紀錄，參加了遠東運動會，只是離獲勝還遠得很。學校當局認為這種經驗對我很有益處。我記得家父當時在上海，到運動場去看我，很不贊成我參加比賽，認為這與智慧的比賽毫不相干。

我從來沒有為考試而填鴨死記。在中學和大學我都是畢業時考第二，因為當時同班有個笨蛋，他對教授所教的各種學科都看得十分正經。在大家拼命死記準備考試得高分時，我則去釣魚消遣。因為聖約翰大學瀕蘇州河灣，所以可以去捉死鰻魚，鰷魚，和其他小魚，以此為樂而已。在二年級時，休業典禮上，我接連四次到講臺上去接受三種獎章，並因領導講演隊參加比賽獲勝而接受銀盃，當時全校轟動。鄰近的女子大學聖瑪麗大學的女生，一定相當震動。這與我的結婚是有關係的。

我曾經說過，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大都如此。我一畢業，就到北京清華大學去。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我的窘態吧。不僅是我的學問差，還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質的影響呢。我過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國戲，其實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從中國戲裡得以知道中國歷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淚衝倒了一段萬里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

為了洗雪恥辱，我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京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京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

我該怎麼辦呢？我無法問別人杜詩評註的問題，因為好多擁有哲學博士的教授，或是電機系的教授，他們中國文學的知識之貧乏，和我是伯仲之間。我找到了賣舊書出名的琉璃廠，那條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舊書鋪。由於和書商閒談，我發現了我在國學知識上的漏洞，中國學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與書商的隨便攀談，我覺得非常有趣，甚至驚異可喜。我們的對話比如：“這兒又有一本王國維的著作《人間詞話》。”其實我是生平頭一次發現他的此一著作。又如：“這兒又有一套《四庫集錄》。”後來，我也學會談論書籍，甚至談論古本了。

民國六年到民國七年，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的風暴衝擊到全中國，我是民國五年在聖大畢業的。中國那時思想上正在狂風急浪之中。胡適之博士在紐約已經開始提倡“文學革命”，陳獨秀則領導對“孔家店”的毫不妥協的激烈攻擊，攻擊儒家思想如“寡婦守節不嫁”，“貞節”，兩性標準，纏足，扶乩等等。胡適向中國介紹自由詩，提倡用白話寫新詩，易卜生劇本《傀儡家庭》，以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蕭伯納的戲劇。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落後，不僅在科學，工藝，而且在現代政治組織，甚至文學，戲劇，哲學。所有的青年學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來一陣清風。其實吳稚暉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說“把線裝書扔入廁所裡去”。周樹人後來也隨著說“所有中國的古書都有毒”。

胡適在民國七年回到北京時，我以清華大學教員的身份也在場歡迎他。他由義大利返國，當時引用荷蘭神學家Eras　Bmus的話說：“現在我們已然回來。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報上寫文章，支援用白話寫作，理由是歐洲各國文學在十五與十六世紀興起時，都是用當時的白話，如義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適之注意，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朋友。

第五章　我的婚姻

我以前提過我愛我們坂仔村裡的賴柏英。小時候兒，我們一齊捉鰷魚，捉螯蝦，我記得她蹲在小溪裡等著蝴蝶落在她的頭髮上，然後輕輕的走開，居然不會把蝴蝶驚走。我們長大之後，她看見我從上海聖約翰大學返回故鄉。我們倆都認為我倆相配非常理想。她的母親是我母親的教女。她已經成長，有點兒偏瘦，所以我們叫她“橄欖”。橄欖是一個遇事自作主張的女孩子，生的鵝蛋臉兒，目似沉思狀。我是急切於追求新知識，而她則堅持要孝順祖父，這位祖父雙目失明，需要她伺候，片刻不能離。她知道在漳州我傢什麼都有，最好的水果、魚、瓜，美麗迷人的山。後來，長衫兒流行了，我姐姐曾經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