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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和開會的自由。國民黨也是學生運動的後盾，現在南京國民政府有幾位要人便是當年學生示威運動之主腦和領袖。

在這時期還有兩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圍堵請願的學生，槍殺兩位女生及傷殘五十多個學生。他們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鐵鏈，等候學生抗議遊行到執政府，然後關起外門揮鞭動劍，在陷阱中置他們於死地。那時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寫文章。我個人親見一個女生（劉和珍）於下午一點鐘時安放在棺木內，而在十二點時，我還看見她歡天喜地的遊行和喊口號呢。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出殯——這事令我震動於心比其他甚麼事都厲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間，狗肉將軍張宗昌長驅入北平，不經審訊而槍殺兩個最勇敢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那時又有一張名單要捕殺五十個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訊息外傳，我即躲避一月，先在東交民巷一個法國醫院，後在友人家內。有一日早晨，我便攜家眷悄然離開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廈門大學惹起一場大風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裡安身，就於民十六年春間離開，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我不能不把這一章紀事刪去，只能說我那時身任外交部秘書，住在鮑羅庭的對門，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鮑羅庭或汪精衛一次。

第八章　著作和讀書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遊行一般，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技巧和細心。我完全歸罪於北洋軍閥給我們的教訓。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闢蹊徑以發表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個奇妙的空氣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的寫作者了。也許如某人曾說，人生太悲慘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則將要悶死。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一種很尋常的現象罷——即是在十分危險當中，我們樹立自衛的機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辯。這一路的滑口善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發現祖國之經過也許可詠成一篇古風，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興趣多於別人罷。我常徘徊於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我自己要選擇一個，或為舊者，或為新者，由兩足所穿的鞋子以至頭頂所戴的帽子。現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著皮鞋。至最近，我始行決定舊式的中國小帽是比洋帽較合邏輯和較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總覺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選擇我的哲學，一如決定戴那種帽子一樣。我曾做了一副對聯：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評論我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原意不是一種暗襲的侮辱，我以為那評語是真的。我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大陸上馳騁奔騰。我偶爾想到有一宗開心的事，即是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氏（Henry　Ford，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唐納（前英國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們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瞭解。這樣發掘一中一西之元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較，其興味之濃不亞於方城之戲，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麼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獨可以夜以繼日，日復繼夜，還可以永不停息，沒有人知道最後輸贏。

在這裡可以略說我讀書的習慣。我不喜歡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學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級可以說是人類思想之源頭，如孔子、老子、莊子、柏拉圖等等是也。我所愛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Baroness　Crczsy，Edgar　Wallace和一般價極低廉的小書，而尤好民間歌謠和蘇州船戶的歌曲。大多數的著書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竊抄襲而來，可是他們剽竊抄襲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詞句間失了生氣和強力，而思想上也因經過剽竊抄襲的程式而失卻真實性。因此，欲求直接的靈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淵源處去追尋了。為此特別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經》和蘇州船戶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