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2/4 頁)

那西裝分頭罵了聲：“***李亮有種給我出來！”

二李打得正來勁兒，沒空理會他。只見那人跳上第一排的桌子，對著裡面喊：“都給我讓開！”幾個圍歐者紛紛閃開，那人直接從桌子上跑將過去，對著李亮恨恨得跺了下去。

李亮雙手揮棍格擋，雖敲在那人腿上，自己也被跺倒在地。後面又接二連三有人跺了上去，李洪飛憑蠻力扛了兩下，終漸不止，抱著頭倒在地上，一群人從他們手中對過棍子，又是一陣棍棒拳腳，二人再也不敢還手，只有躺在地上裝死的份。

待班主任等幾位老師來到時，現場就只剩下鼻青臉腫的二李了。

這事不知怎麼處理的，只是以後就沒再見二李來上學了。

而三甲的教學，也已經很不正常了，李寶臣的輕鬆愉快課因為競賽考試的失敗而半途熄了火，他乾脆也不怎麼進班了，後來我在村子裡見他販過豬肉，也在街上看見他賣過腳踏車。

而我個人，則一直都是悶悶不樂、沉默寡言罷了。學期將終的時候，李廣金送了我一張印有成龍相的卡片，我也隨便的回贈了他一張，此後也就沒什麼聯絡了。

前傳　劍與花　曹雪芹擋了中國當代作家獲得諾獎的道路？

曹雪芹是中國文學的驕傲，在世界小說史上都應占有重要位置，其本人不愧為偉大的小說家。儘管他花了十年的功夫，只完成了《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儘管也有一些學者懷疑《紅樓夢》是集體創作。但這都不能否定曹雪芹本人的偉大之處。因為《紅樓夢》似乎就成了中國小學史上最不可逾越的巔峰之作。

正是如此，讓中國人一提起中國文學，就會認為《紅樓夢》該是中國公認的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只可惜瑞典文學院不把獎項授予身已作古的作家。有了曹雪芹的存在，中國文學就好像有一塊石頭懸在頭頂，讓其他的作家心裡堵得慌。一部《紅樓夢》，就足夠讓中國的理論家拿著放大鏡研究幾百上千年。文學現狀的低迷，加上在日益商業化、市場化的環境之中，文學家容易失去操守，文學也日益淪落為泛娛樂化的“調味劑”。當代作家想比肩曹雪芹寫出不朽作品就更像是黃粱美夢了。

這樣的情況下，還有哪個作家能耐曹雪芹式的寂寞，花掉大好年華去做一件不一定能有個人好處的事，去寫一部殘書？我想，曹雪芹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作家。正是從曹雪芹身上，我們不難看出泛娛化時化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宿命。為什麼這麼說？

一是當代中國作家，都不可能僅僅為了一種精神去寫作。曹雪芹那個時代，小說還是很民間化的東西，小說家和戲子的地位並沒有多大的懸殊。因而寫小說，更是一種自我精神的表達，要麼就是自我娛樂的方式。能花十年時間，青燈苦旅，去寫一部不一定能給自己帶來經濟收益，也不會為當時官場認可的小說，這是中國當代作家能夠做到的事嗎？我想不大可能。也許，有人會拿時代變化了，來給當代文學找開解的藉口。但我想，時代可以變化，一種寫作的精神卻不可以變化，精神的淪喪就只能註定中國當代文學的宿命。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還未寫出來，就要出來炒作自己，作品構思之前，就要考慮怎樣和影視、市場等結合起來，寫作變成了一種手段，一種謀求個人虛名和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的手段之後，寫作本身就會成為讓人唾棄的東西。寫作的商業化色彩變得越來越濃厚了，說得不好聽一點，是不是寫作已經越來越妓女化了？

二是當代中國作家，還會有人敢於批判現實嗎？前蘇聯的文學出現了許多大師級人物，法國甚至一些小國家都產生了許多了不起的作家，甚至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後，也產生了一些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縱觀歷史，這些作家身上最可寶貴的精神就是敢於把握歷史的真實。我們說：文學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如果我們連生活的真實就不能把握的話，又怎會開掘出高於生活的文學新境。顯然，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理念化的創作、概念化的創作必定是矯情之作。就像外國人臨場學唱京劇，只會有娛樂效果，卻不能帶來那種純正的藝術享受。中國作家為什麼樂於活在故紙堆中，要麼活在武俠等重虛構的作品之中，要麼就純粹地風花雪月一番。我想，當代作家已經在生存競爭的自然法則中，變異成喪失了批判精神和勇氣的精明的生意人，這也能讓作家在市場中討得一些虛名，甚至是一夜暴富，這也註定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沒落。

三是寫作變成了謀取功利的手段，比鈔票本身更容易變髒。鈔票可以經過任何人的手，可以在任何場合參與交易。據檢測，鈔票是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