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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考。考完後，仍回鄉下教家館。後來，姑姑和舅舅都在報上看到了她的名字，並都立刻寫信給她。舅舅信上說：“清華招女生，吾知甥必去應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積年求學之願，於今得償，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還沒看完，“眼淚便如潮水一般的湧出來了。”這是生活的轉折！她回憶說：“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頁，而引我離開這個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卻是這位老姑母，和她對於我的深信與厚愛。”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內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新思潮把陳衡哲衝出了園門，並於1914年考取清華學校。她到美國後，入美國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學之——瓦沙女子大學（Vassa　College），專修西洋歷史，同時學習西洋文學。在那裡，她結識了胡適、任叔永（鴻雋）、楊杏佛、梅光迪、朱經農、胡先（馬肅）等人，並以莎菲為筆名開始寫作。

當1915年9月，主編《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的陳獨秀髮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舉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後，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是新文學促進派的先鋒，而梅光迪（覲莊）等人，或堅決反對，或不贊成胡適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一場筆戰，把他逼上了試寫白話詩的道路。胡適說：“民國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間，我同梅（覲莊）任（叔永）諸君討論文學問題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時在綺色佳過夏，故知道我們的辯論文字。她雖然沒有加入討論，她的同情卻在我的主張一方面。……她不曾積極參加這個筆戰；但她對於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與鼓舞。她是我的一個最早的同志。”（《小雨點·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後，又進芝加哥大學繼續學習。陳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義者，為了理想和事業，曾決心不結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國，才由於他三萬裡求婚的誠意，方拋棄了不婚主義，訂了婚。1920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開放大學女禁，先打電話給陳衡哲，聘她為教授。這一年，她獲碩士學位後，在新文學革命運動的高潮中，於夏天回國，秋天與任叔永結婚。1924年，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學教歷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後四次代表中國出席在美國檀香山、日本東京、中國上海、加拿大班府召開的太平洋學會的學術會議。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學校長，她也同去成都，任該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運動後，在大學任教期間，陳衡哲曾針對中國當時存在的婦女問題，寫了許多文章，如《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婦女問題的根本談》等，這些文章從不同方面談及婦女與政治、社會、家庭和子女教育的問題。在四川大學的時候，她發現有不少女學生是官僚、財閥們的姨太太，這一事實，使她心頭萌發了對四川當局的強烈不滿，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躪、壓迫的女性。憤怒中，她在《新新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揭露四川問題的文章，說這是女性的恥辱，也是大學教育的破產，號召婦女要爭取獨立自主。在那個時代，正義和真理總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經發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勢力的圍攻，他們用“侮辱四川婦女界”的帽子壓她，並要把她驅逐出境。陳衡哲懷著滿腔的激憤離開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辭去四川大學校長一職。她對四川軍閥的黑暗政治是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的。她在文章裡寫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見到有熱力的陽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見到一次照耀終日的太陽。”她寫的是“天氣”，而比喻的是現實。她還說不如把四川改成“二雲省”，更能名副其實。“朋友說，'雲一而已，那來二雲'？我說，還有那吞雲吐霧'雲'呢！我告訴您這句話，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這二雲籠罩之下，是怎樣的暗無天日呀！”

抗日戰爭爆發後，像許多人一樣，陳衡哲也開始過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雲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廣州灣，後又輾轉到重慶。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於1886年，是科學家，也是一位文學家，離開四川后，於1938年曾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化學研究所所長。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國，留居上海，解放後曾任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科技圖書館館長及上海市科協副主席等職。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華